筑牢科技型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撐
——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平臺治理研究院院長 蘇敬勤
人工智能時代，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日益凸顯。科技型中小企業對各種可能性進行不斷試錯和探索，是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與重大原創技術突破的探測器；作為“中心—外圍”產業網絡中的關鍵“連接節點”，科技型中小企業深度嵌入新興產業，是產業升級的“加速器”；善于利用數智技術，發展柔性制造，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敏捷性和韌性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是產業鏈和供應鏈韌性的“穩定器”；在原創研發、成果轉化和生態整合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是創新生態的“連接器”；在維護科技安全、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總體安全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基礎性支撐作用，是維護國家安全“助力器”。
應充分認識到，在人工智能與數字化主導的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科技型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為產業生態重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必須圍繞科研成果轉化需求，構建集技術驗證、應用場景模擬、工程化驗證和商業模式驗證于一體的創新基礎設施，幫助科研人員驗證創新成果的可行性，挖掘產品的應用和商業潛力，提升技術從“實驗室配方”走向“商業化產品”的成功率。積極培育和引入耐心資本，鼓勵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協同，形成長期可持續投資格局。發揮產業投資機構了解和掌握產業發展規律的作用，充分利用其資金和產業網絡的優勢，搭建與大型企業的合作機制，通過聯合開發、場景開放、訂單預購等方式，以產促融、產融協同，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落地。（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蘇敬勤，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平臺治理研究院院長，大連理工大學科技產業創新與創業省級研究基地主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入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獲得者。
以中國式現代化賦能經濟全球化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李丹
現代化與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維度，現代化是發展在時間維度上的推進，經濟全球化是發展在空間維度上的拓展。人類社會發展既需要不斷超越自我實現進步，也需要不斷縮小差距實現大同。
中國式現代化是自我發展的過程，也是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前進的，并不斷為經濟全球化注入穩定性、建設性和正能量。作為擁有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最具潛力市場的經濟體，中國通過堅持擴大對外開放、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降低關稅、實施簽證優惠政策、促進人員往來等系列舉措，不斷發揮超大規模市場效應，為經濟全球化開辟廣闊市場空間和良好合作機遇。
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模式的超越，是對現代化理論的創新，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塑造，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注入文明互鑒基因。中國式現代化蘊含著人類共同價值，其實現方式是互利合作、和衷共濟，追求目標是立己達人、廣濟天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因是中國的，在基于中國、立足中國的同時，又面向世界、造福世界。（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丹，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廈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院長。圍繞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中國外交與文化交流、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等發表論文70余篇，出版專著2部。
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兼）、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北戴河校區主任 蔡志強
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是黨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從深化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到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功能日趨完善，優勢日益凸顯：構建黨內監督體系，形成“五位一體”工作格局；完善專責監督體系，促進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統籌銜接；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規范權力運行。
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必須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黨的自我革命破解監督難題，強化黨的全面領導，統合各類監督主體，推動建構功能上相互協調、程序上相互銜接、工作上相互配合的科學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制度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其一，圍繞黨和國家監督體系重點，推動監督進一步聚焦聚力、增強效能；其二，推進黨和國家監督制度建設，保障監督權威；其三，完善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其四，把握風腐交織規律，推進風腐同查同治。（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蔡志強，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兼）、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北戴河校區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執政黨建設研究、社會危機治理、紀檢監察理論與實踐。
扎實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 黃賾琳
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創新能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長三角市場一體化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具有引領示范作用。長三角一體化包含關聯商品和關聯要素的市場整合統一，其一體化擴容促進區域內交通、產業、科技、環保等領域協同發展，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交織與融通，市場一體化在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只有市場與政府的緊密配合和相互促進，才能不斷推進和深化區域經濟合作與一體化發展，為要素自由流動創造更加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各地政府需協同編撰跨區域發展綱要及配套實施方案，構建高效協同的產業布局體系。科學界定各城市在高質量一體化進程中的功能角色，構建差異化分工與優勢互補的產業發展模式，全面提升資源整合效能。努力打破商品流動市場隱性壁壘，有序開展產業布局與產業分工，加快推進產權市場化改革，有效推動金融領域協同改革與互聯互通，逐步完善一體化框架下市場規則體系，協同構建跨區域環境污染聯防聯治機制。協同發揮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作用，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區域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更好發揮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示范作用。（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黃賾琳，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區域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關注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發展的前沿研究。
依法促進和保障民營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
——山西師范大學社會學與法學學院教授 李志剛
平等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不斷健全和完善，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更為堅強的保障。回顧改革開放后的立法史可以看出，我國對企業主體、行為和權利的立法，經歷了一個由基于所有制差異的“身份立法”逐步走向“去身份差異”的平等立法過程。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經歷了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并在民商事立法中得以突出體現。
民營企業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法律地位變化的過程，是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推進，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營經濟立法模式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民營經濟促進法的出臺，以法律手段保障民營經濟發展，對于優化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細化民營經濟的法治保障，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法律的貫徹實施，必將為我國民營經濟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提供堅實保障，營造良好環境。（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1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志剛，山西師范大學社會學與法學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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