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總結實踐經驗，與時俱進地建構了高質量發展和高效能治理理論，豐富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學說和社會治理理論，為我們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上層建筑和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實現治理、發展、共享的良性循環與協調發展，實現“有為政府”“有效市場”與“有序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治理效能、發展質量和人民共享的螺旋式上升，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關鍵詞:高效能治理 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系統深入地闡釋了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特征，及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豐富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學說和社會治理理論，為我們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完整準確全面地理解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邏輯關系。高效能治理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高質量發展為高效能治理提供物質支撐。
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建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在繼承和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執政經驗，特別是全面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治國理政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新時代以來的不斷探索與開拓創新，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科學理念、有效對策，與時俱進地建構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高質量發展理論、高效能治理理論，將“中國之制”轉化為“中國之治”，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高效能治理的提出與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1]高效能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系統推進的必然結果。國家治理體系，是我們黨領導和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是一整套既有分工又密切聯系的，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內的國家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體系治理各方面事務、有效推動制度執行的能力。只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才能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進而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提出“高效能治理”這一原創性概念，強調“特別是要研究謀劃中長期戰略任務和戰略布局，有針對性地部署對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牽引性的重大規劃、重大改革、重大政策”[2]。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確定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高質量發展的提出與發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創造性地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標識性概念，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在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明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3]2020年，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起草的有關情況向全會作說明，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4]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改革，立足新發展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有機結合的內在機理
202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視察時，同時提出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強調“以高質量發展和高效能治理奮力譜寫中原大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5]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把握新發展階段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指引我們深刻思考在我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如何以高效能治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命題。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高質量發展對高效能治理提出新要求，高效能治理對高質量發展形成新保障。沒有高效能治理，就難以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沒有高質量發展，就難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高效能治理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與實踐支撐。
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依托的高效能治理，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高質量發展的進度。高效能治理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能夠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績效、既安定有序又激發社會動力與活力、能夠保障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的治理。高質量發展是以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為導向，以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發展理念，以新質生產力為根本動力，從重視規模速度轉向強調質量效益的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適應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需要，努力促進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高效能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本質體現，是黨和國家政策通過制度體系和治理行動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力量的過程。其重點強調通過機構改革、制度創新和科技賦能，實現治理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治理效能的持續提升，強調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強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機構調整有助于消除“九龍治水”現象，在組織建設上賦能高效能治理。制度創新能夠打破舊有體制機制的束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科學、更加合理的制度框架。科技賦能借助互聯網、區塊鏈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手段，提高治理的效率和精準度，實現治理的智能化、精細化和高效化，為高質量發展插上科技進步的翅膀。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升治理效能，激發發展新動能。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問題導向，充分考慮各方面風險挑戰，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為目標，以“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為導向，以更好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為出發點，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為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以高效能治理推動高質量發展，構筑了堅實的物質載體。通過對黨和國家機構的多輪改革，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實現系統性、整體性重構，確保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制度統一、政令統一，健全黨的領導體系、政府治理體系、武裝力量體系、群團工作體系，增強黨的領導力、政府執行力、武裝戰斗力、群團組織活力，形成與新時代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黨和國家機構。通過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源源不斷釋放出改革紅利，使制度優勢與時俱進地轉化為高效能治理動力，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完成從原有結構向新結構的轉型過程，使其發揮出頂層設計的預期效力，全面提升制度運行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形成以高效能治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為達到高效能治理的目標，我們一方面需防止機構調整與職能劃分的“分解謬誤”，另一方面要竭力避免“合成謬誤”，突破“條塊分割與權責失衡”困境，盡力彌合改革空窗期的職能裂隙，規避“部門打架”和“政策沖突”現象。同時，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構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政令統一、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對標對表黨中央賦予的職責任務，切實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著力解決人民急難愁盼問題，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對高效能治理提出新要求、提供新動力。高質量發展是對創新驅動、協調均衡、綠色可持續、開放包容和全民共享等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實現發展范式的根本轉型，實現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迭代，是對粗放式、高能耗、低效率發展模式的顛覆性創新。達到技術創新的顛覆性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產業鏈條的深度轉型升級，需通過高效能治理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優化組合和更新躍遷，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會引發社會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的深刻變化，推動新興領域迅速發展，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和新就業群體大量涌現。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完善黨領導的社會工作體制建設，在治理制度的設計和治理模式的創新上，構建“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工作機制，抓好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通過對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結合，形成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制度體系。在整合資源、優化流程、加強協調的過程中，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積極發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治理作用，達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目的，實現“治理成本更低、績效更優、群眾獲得感更強”的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在治理實踐中盡可能利用一切科技進步成果，不斷改進工作方法，消除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為基層減負，降低治理成本，優化治理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和重復建設，在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中，理順秩序與活力的關系，以高效能治理推動高質量發展。
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有機結合的理論貢獻
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創新與理論建構，再一次將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突破西方治理范式，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人民意志，激發了人民的創造活力。
形成治理、發展、共享良性循環和協調發展的理論體系。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高效能治理作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理論結晶，通過制度優化與治理效能的釋放，以新型生產關系的構建促進新質生產力的涌現，能夠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保障新發展理念的貫徹執行，使治理活動更加符合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要求。這一理論體系建構的“治理-發展-共享”的良性循環與協調發展模式，能夠在制度優化中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推動傳統生產力升級換代。以人民為中心改革上層建筑和建構新型生產關系，以釋放高效能治理紅利的邏輯理路，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權利，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進一步保障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提高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提升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為世界其他國家解決治理難題和發展難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西方的治理模式，往往在“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社會失序”之間來回搖擺動蕩，周期性地提升治理成本，拉大貧富差距，制造社會對立，不斷引發社會沖突。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結合，實現“有為政府”“有效市場”與“有序社會”的協調發展。一方面能通過高效能治理保障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能通過高質量發展支撐高效能治理，以科技賦能推動高質量發展，整體推進國家、市場與社會協同發展，賡續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以“系統觀念”統籌發展與安全，實現治理效能、發展質量和人民共享的螺旋式上升，為世界其他國家解決治理難題和發展難題提供新的路徑選擇，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高效能治理與高質量發展，不僅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作出貢獻。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從現在開始到整個“十五五”時期，我國將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要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變化，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推動高效能治理和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不斷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不斷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院長】
注釋略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