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飾作為自我和身體的外在象征，與社會結構、物質世界，以及政治變化相一致。在“朝堂”這一公共場域中，公服代表官員在政治和社會中的地位，彰顯官僚威儀、明晰等級身份。在“朝堂”之外的私人場域中，私服體現士人博雅、高潔、風流的審美意識。服飾中蘊含的官僚威儀與士人雅趣，可以映射出中國古代的制度文化、美學文化等，是歷史的縮影。
【關鍵詞】服飾 官僚威儀 士人雅趣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服飾最早的功能是避寒與遮羞，如《釋名·釋衣服》所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服飾被賦予更多象征意義。《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舊唐書》：“昔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上古簡儉，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習，乃改正朔，易服色，車有輿輅之別，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繢，飾之以絺繡，華蟲象物，龍火分形，于是典章興矣。”①
本文以官員的公服及私服為例，探索服飾的政治學。中國歷史上大部分官員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因此，官員呈現出兩種氣質，一種是官員的氣質，一種是文人的氣質。官員的氣質，部分通過官服上的顏色、花紋、配飾逐漸塑造而成；文人氣質，部分通過私服的樣式、顏色、質地、紋樣、配飾來呈現。前者，我們稱之公服，蘊含著官僚威儀；后者稱之私服，呈現出士人雅趣。
公服與官僚威儀
有學者認為：“服飾是一種象征，一種符號，它代表個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使人人各守本分，不得僭越。因此，自古國君為政之道，服飾制度完善了，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分。”②其中赫赫的官僚威儀及森嚴的等級制度，可通過服飾的顏色、紋樣、配飾呈現出來。
服色。中國的正統色彩認知見于《周禮·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③除上述五種正色，另有間色。《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侃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正、間十色，構成中華色彩系統。
黃色在唐代逐漸成為皇帝（及皇家）的專屬顏色。《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唐高祖“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讌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后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唐高宗“總章元年，始一切不許著黃”。為何會選擇黃色？《說文解字》：“黃，地之色也。從田從炗，炗亦聲。炗，古文光。”由此可見，在古人心中，黃色是滋養生命的土地與陽光的象征。因此，黃色能很好地體現君主的權力與威嚴。同時，黃色在五行學說中屬土，位于五方中央，有威懾四方之意。此外，黃帝之所以以“黃”為號，因“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淳美”。綜上，皇帝將黃色據為專屬，不僅體現古人的自然崇拜與傳統審美，也融合五行學說的政治哲學。這一傳統被后世繼承，才有宋代“黃袍加身”的故事。
紅色是級別較高的官員官服顏色。例如，“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青色，是低階官吏的服色。例如，“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舊唐書·輿服志》：“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以青，帶以鍮石。”《明史·輿服志》：“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④正如傳統服飾研究學者華梅所說：“在很大程度上，東方服飾的色彩一開始是為了視覺形態標示功能而服務的，不同的色彩，比如帝王服飾專享的黃色，自身就是體系內縱向標示功能的審美價值實現途徑。”⑤
紋樣。除去顏色，不同的紋樣也能縱向標示官員的等級。明清兩代官服的補子圖案是最為典型的例子。《明史·輿服志》：“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清沿明制，略有調整。在文官方面，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官補服仍分別繡仙鶴、錦雞、孔雀、云雁、白鷴，但同品級不同職務的官員有所不同，“惟都御史繡獬豸”“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繡獬豸”“惟道繡獬豸”“惟給事中、御史繡獬豸”。此外，文八品、九品補服不再繡黃鸝、鵪鶉，分別改為“前后繡鵪鶉”“前后繡練雀”。在武官方面，武一品、七品補服不再繡獅子、彪，分別改為“前后繡麒麟”“前后繡犀牛”⑥。繡有龍紋樣的袍子，為皇帝所獨有。“封建帝王壟斷龍紋的目的正是借龍的這些優勢來顯示帝王的威嚴與神圣，使自己的權威不受挑戰。”
總之，官服上的紋樣既是官員級別的象征，又是其官僚威儀的展現。“以藝術審美角度分析，這種紋飾規定明顯具有中國禮制文化的特點，它是對自然與人的對應模仿，以祥瑞珍禽對應文官，象征儒雅智慧；以威猛獸類對應武官，顯示力量氣勢。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在服裝上得到貼切的彰顯。”
配飾。官服的配飾是區別官員的標準之一。例如，魚袋、腰帶等。所謂魚袋，即官吏所佩盛放魚符的袋。唐代“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后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景云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⑦。唐代宰相李程之子李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為正四品下，當配銀魚袋。故而李廓《長安少年行》詩云：“倒插銀魚袋，行隨金犢車。”宋因唐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系于帶而垂于后，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⑧。
腰帶“始名于秦，一般以韋（熟皮）、索（麻繩）、布帛絲綢、金、玉、銀、翡翠、犀、皮革制作而成，束于腰間”。腰帶是區別官員級別的用品之一。例如，唐代“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并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并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并鍮石帶。庶人并銅鐵帶”。明代“腰帶：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烏角”。在傳統社會中，服裝配飾的文化意義不能小覷。
總之，官服的顏色、紋樣、配飾呈現出來的官僚威儀是毋庸置疑的。葛承雍教授提及：“縱觀中國歷史，古代服飾花紋發生過多次變化，但這些變化主要不是為了增強服裝的審美效果，而是出于強化皇權、鞏固等級制度的需要，要在等級社會中通過服裝的不同紋樣形成物質生活與觀念意識的差異，可以說，服裝花紋作為等級和權力的象征，表現得確實夠淋漓盡致的了。”⑨
私服與士人雅趣
如果說，公服是官員在公共空間的外在展示，他們行動的一致性、規范性呈現出的是赫赫官威，那么私服則是文人在私人空間時體現真實內心世界的道具，充滿個體的自由與灑脫，從樣式、服色、質地、紋樣、配飾中呈現出士人雅趣。
私服樣式：博衣寬帶，恣意自由。與公服的各種規矩相比，私服的樣式更為寬大、隨意。南朝畫像磚中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其衣著特點為“寬松隨意，坦胸露腹，頭發用巾約束”。這種服飾被人們稱為儒袍。許多著名畫作中均有所體現。“馬遠繪《西園雅集圖》描繪的是元祐元年，蘇軾兄弟、黃庭堅、李公麟、米芾、秦觀、晁補之等十六人應駙馬都尉王詵邀請，一起游園的場景。畫中作書者當是米芾，帶黑色高巾者，當是蘇軾。圖中諸人都是上身穿交領大袖衫子，下為裙式的裳，腰間軟質衣帶。宋代官員閑居時穿的都是這種服飾，這種服飾相當于今日的休閑服。”⑩元代《張雨題倪瓚像》中，倪瓚穿交領長衫、寬裳，傳達出文士隱逸的氣韻。明代儒士仍傳承寬袍大袖、交領的儒袍，頭戴冠巾，明末畫家曾鯨所繪的《王時敏小像》就如此穿戴。
私服顏色：白黑為主，淡雅質樸。與公服的大紅大綠相比，私服以白色、黑色為主，像淡雅的水墨畫，比較符合文人的特質。《（萬歷）通州志》：“弘、德之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則用羊腸葛及太倉本色布，此二物者價廉而質素，故人人用之，其風俗儉薄如此。”元代著名人物畫家王繹畫的老年文士楊竹西，頭戴黑巾，身穿淺白色寬袖交領的長衣，領、袖、裾緣以深黑邊，腰系帶子，下穿裳、布靴，手持竹杖，步行于樹石間，儀態瀟灑。明代畫家誠意畫的《杏壇弦歌圖》，繪杏壇上花蕾初綻，先師坐在中間撫琴，左右各有一弟子也在奏琴，四邊環繞著很多學子，都穿著寬袖黑色大袍、黃裳或淺褐色紅袍、藍袍，配上素紗中單。
私服質地：包括粗布、麻布、蓑草等，抱樸含真。粗布、麻布、蓑草等，呈現出一種原始的美，與文人的氣質比較符合。短褐是一種以粗布制成的衣服。東晉詩人陶淵明隱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唐人鄭谷《短褐》詩云：“閑披短褐杖山藤，頭不是僧心是僧。”麻衣是用麻布做成的衣服。唐代李賀《野歌》詩：“麻衣黑肥沖北風，帶酒日晚歌田中。男兒屈窮心不窮，枯榮不等嗔天公。”唐代詩人劉禹錫《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詩云：“粉蝶來難見，麻衣拂更香。”蓑衣，是用蓑草編織成的，厚厚的像衣服一樣能穿在身上用以遮雨的雨具。唐人張志和《漁父》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唐人柳宗元《江雪》詩：“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私服紋樣：以自然風景、植物為主，取法自然。與公服紋樣的動物圖案相比，私服的紋樣主要以自然風景與植物為主，少了動物圖案的兇猛與震懾力，充滿著吉祥如意的期許。例如，“萬字紋”與“如意云”。“萬字紋”是由印度佛教的吉祥標志引用而來，其寓意是放大光明、吉祥萬德；“如意云”又作“如意連云”，以浮動相連的流云構成圖紋，取吉祥如意之意。在江南大學民間服飾傳習館里就藏有一件這樣的晚清男子棉袍。大襟右衽，連袖、找袖，一字扣，兩開禊，織錦緞面，鐵灰綢里，內填棉絮。面料紋飾為團花，主要由“萬字紋”與“如意云”構成。
除了這些呈現自然風景的圖案，還有以各種植物組合在一起的圖案。就像中國傳統的會意字的構成，即不同字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字。例如，以萬年青和靈芝草等圖案組成“萬事如意”；用成串的葫蘆圖案代表“子孫萬代”；用鹿鶴等圖案繡成寓意家族昌盛、健康長壽的“鹿鶴同春”。將松、竹、梅的圖案交織在一起，命名為“歲寒三友”；以四季盛開的月季花和花瓶為圖，象征“四季平安”。
明嘉靖劉湘夫婦墓出土的一件服飾，“交領、右衽、寬袖，于領口、袖口、大襟和下擺處用素色緞作邊，花緞上織有折枝蓮花、梅花、牡丹和菊花，其間有蝴蝶和蜻蜓。此件夾袍的紋樣是明代服飾中常見的傳統紋樣，樣式也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江南大學民間服飾傳習館藏有一件為清廷官員平日燕居服飾，“圓領、對襟、連袖，另接白色護領與挽有袖。以石青綢地滿繡牡丹、花瓶與八寶等，得‘富貴平安’之意”。
私服配飾：以文房物品為主，風流倜儻。與公服的魚袋、腰帶等配飾相比，私服的配飾以文房物品為主，充滿詩情畫意，比較符合文人的特點。“穿儒袍為常服可手持拂塵、如意、書卷、羽扇、折扇，樂器如洞簫等，也可以持梅花、菊花之類，或奏琴、作書畫、弈棋等，均代表高潔。”與文人氣質極為相符。僅以扇子為例，唐代孫位繪制的《高逸圖》，有“手執麈尾（也稱為麈拂，功能和扇子相近）的阮籍，他身著寬大的衣袍，衣帶纏結，頭戴烏紗帽”。北宋文學家蘇軾筆下，周瑜的標配就是羽扇綸巾。“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清初作家孔尚任創作的《桃花扇》中，侯方域贈與李香君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把宮扇。“不消詩箋，小生帶著有宮扇一柄，就題贈香君，永為訂盟之物罷。”
【注釋】
①［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29頁。
②李軍均：《紅樓服飾》，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157頁。
③［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四〇《畫繢》，［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985頁。
④［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六七《輿服志·文武官朝服》，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36頁。
⑤華梅等著：《東方服飾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79頁。
⑥［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〇三《輿服志·文武官冠服》，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055-3057頁。
⑦［宋］歐陽修、［宋］宋祁撰：《新唐書》卷二四《車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26頁。
⑧［元］脫脫等撰：《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諸臣服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568頁。
⑨葛承雍：《中國古代等級制度》，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71-72頁。
⑩張競瓊、曹喆：《看得見的中國服裝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0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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