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報》(2025年11月18日 第 5 版)
□北京老年醫院神經內科 孫曉欣
盛夏,空氣在熱浪中扭曲變形。張女士像一艘突然擱淺的巨輪,被推入了神經內科病房。她身高體胖,此刻右肢卻如銹錨般滯重。
磁共振片子上,病灶像一枚銹釘嵌在左側側腦室旁的白質里。位置不好——基底節區。
我沉聲向陪她來的老伴李大爺交代病情。李大爺瘦小干癟,站在妻子身邊,仿佛巨輪旁的一艘小小拖船。他仰頭努力傾聽,渾濁的眼睛眨巴著,臉上堆著一種近乎謙卑的笑,不住地點頭:“哎,好,聽大夫的。”
風暴“如期”而至
第二天,張女士的右腿徹底抬不起來了,手臂也癱在床上,說話含糊不清。我們用了最強的藥物,但腦細胞壞死一旦開始,就很難阻擋。
更糟糕的是,既往對側大腦半球那片沉默的舊梗死灶被激活了——假性球麻痹。她失去了吞咽功能,說不出一個字,只能用一雙盛滿了驚恐與不解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我們給她下了胃管,黃色的營養液成為她與這個世界唯一的能量連接。
李大爺像個恪盡職守的哨兵。每天清晨七時我們早交班時,他必定已經守在病房。那件舊襯衫的背上,總是結著一層白花花的汗堿,那是穿越半座城市、倒騰三趟公交車留下的印記。
病房里的“麻煩”
李大爺成了病房里的“麻煩制造者”。護工偷偷向我抱怨:“李大爺又把老太太拽下床鍛煉,差點摔下床!”“說了多少次不能經口喂水,他拿著勺子偷喂蘋果泥,差點嗆窒息!”
我們一次次找他談話,從耐心勸導到近乎嚴厲地警告。他每次都弓著背,雙手規矩地放在膝蓋上,像個接受批評的小學生,臉上堆著那不變的笑說:“懂了,懂了,下次不敢了。”
他的問題層出不窮:一天能追問十幾次空調能不能開大點;執著于調整輸液速度;反復要求更換浸汗的枕巾;甚至抱怨走廊的燈太亮……
我例行公事地處理著,心里也漸漸生出些許不耐煩。醫學是精準的科學,他的行為卻像無法預測的干擾波,打亂我們井然有序的治療節奏。
故事的B面
一個午后,我在走廊盡頭看到了他鎧甲剝落的瞬間。他面對窗戶,瘦小的背影縮成一團,肩膀劇烈地顫抖,無聲無息。他用那件沾著汗漬的襯衫袖子,狠狠地抹著臉。
幾分鐘后,我再經過護士站,他已經又站在那里,臉上重新糊上那副熟悉的,甚至有些笨拙的笑容,詢問今晚的營養液是不是快送來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塊堅硬的東西像冰一樣裂開了。那笑容,根本不是什么樂觀,而是他最后的鎧甲,一層糊在巨大無助和恐慌之上的薄泥。
我從護士長那里聽來了故事的B面。老兩口的兒子在京工作。我們的電話打過去,那頭卻永遠是極致的禮貌和極致的遙遠。“忙,項目到了關鍵期,實在請不下假,麻煩你們多費心。”
李大爺,這個七旬老人,每天倒三趟公交來回。他不認識字,聽不懂復雜的病情解釋。他制造的所有“麻煩”,都是他基于樸素認知所能做出的最用力的愛與挽救。
他孤立無援地站在醫學這座龐大、精密而冰冷的迷宮里,守著他正在一寸寸失守的伴侶。他的笑容,是給醫生護士看的,更是給自己打氣用的。
反思后改變
我差一點就在專業的傲慢和盛夏的焦躁里,成為一個僅僅治療“病灶”的工匠。我的“理所應當”,是他完全陌生的外語;我的“標準流程”,是他無法看懂的地圖;我那基于概率的“預后判斷”,是他根本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我習慣了家屬的精明、配合,或是放棄,卻忘了還有“老來無依的笨拙掙扎”。
之后,我改變了方式。我會特意放慢語速,用最直白的比喻向他解釋病情:“就像水管子有點堵,我們用藥慢慢給它沖開,需要時間。”我讓康復師教他如何正確地按摩妻子的肢體,賦予他“正確”參與治療的權利。他再按呼叫鈴問瑣事,護士也會先倒杯水給他,陪他坐兩分鐘。
他的笑容漸漸少了些惶恐,多了些踏實。潮水之下的暗流,不再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抵擋。
張女士的病情最終穩定下來,出院時,她依舊不能說話,不能吃飯。李大爺來到辦公室門口,鄭重地向我表達感謝。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酸楚。
敘事醫學的真諦,是俯身傾聽、解讀癥狀背后的人生故事。李大爺所有的“麻煩”,就是他最悲壯的敘事。我何其有幸,窺見了鎧甲下的一滴眼淚,它像一滴冰冷的雨水,落在我的心頭,洗亮了盛夏里我幾乎被汗水模糊的共情。
我終于看見,在平靜的病房之下,那深涌的、看不見的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