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報》（2025年11月18日 第 5 版）

□北京老年醫院神經內科 孫曉欣

盛夏，空氣在熱浪中扭曲變形。張女士像一艘突然擱淺的巨輪，被推入了神經內科病房。她身高體胖，此刻右肢卻如銹錨般滯重。

磁共振片子上，病灶像一枚銹釘嵌在左側側腦室旁的白質里。位置不好——基底節區。

我沉聲向陪她來的老伴李大爺交代病情。李大爺瘦小干癟，站在妻子身邊，仿佛巨輪旁的一艘小小拖船。他仰頭努力傾聽，渾濁的眼睛眨巴著，臉上堆著一種近乎謙卑的笑，不住地點頭：“哎，好，聽大夫的。”

風暴“如期”而至

第二天，張女士的右腿徹底抬不起來了，手臂也癱在床上，說話含糊不清。我們用了最強的藥物，但腦細胞壞死一旦開始，就很難阻擋。

更糟糕的是，既往對側大腦半球那片沉默的舊梗死灶被激活了——假性球麻痹。她失去了吞咽功能，說不出一個字，只能用一雙盛滿了驚恐與不解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我們給她下了胃管，黃色的營養液成為她與這個世界唯一的能量連接。

李大爺像個恪盡職守的哨兵。每天清晨七時我們早交班時，他必定已經守在病房。那件舊襯衫的背上，總是結著一層白花花的汗堿，那是穿越半座城市、倒騰三趟公交車留下的印記。

病房里的“麻煩”

李大爺成了病房里的“麻煩制造者”。護工偷偷向我抱怨：“李大爺又把老太太拽下床鍛煉，差點摔下床！”“說了多少次不能經口喂水，他拿著勺子偷喂蘋果泥，差點嗆窒息！”

我們一次次找他談話，從耐心勸導到近乎嚴厲地警告。他每次都弓著背，雙手規矩地放在膝蓋上，像個接受批評的小學生，臉上堆著那不變的笑說：“懂了，懂了，下次不敢了。”

他的問題層出不窮：一天能追問十幾次空調能不能開大點；執著于調整輸液速度；反復要求更換浸汗的枕巾；甚至抱怨走廊的燈太亮……

我例行公事地處理著，心里也漸漸生出些許不耐煩。醫學是精準的科學，他的行為卻像無法預測的干擾波，打亂我們井然有序的治療節奏。

故事的B面

一個午后，我在走廊盡頭看到了他鎧甲剝落的瞬間。他面對窗戶，瘦小的背影縮成一團，肩膀劇烈地顫抖，無聲無息。他用那件沾著汗漬的襯衫袖子，狠狠地抹著臉。

幾分鐘后，我再經過護士站，他已經又站在那里，臉上重新糊上那副熟悉的，甚至有些笨拙的笑容，詢問今晚的營養液是不是快送來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塊堅硬的東西像冰一樣裂開了。那笑容，根本不是什么樂觀，而是他最后的鎧甲，一層糊在巨大無助和恐慌之上的薄泥。

我從護士長那里聽來了故事的B面。老兩口的兒子在京工作。我們的電話打過去，那頭卻永遠是極致的禮貌和極致的遙遠。“忙，項目到了關鍵期，實在請不下假，麻煩你們多費心。”

李大爺，這個七旬老人，每天倒三趟公交來回。他不認識字，聽不懂復雜的病情解釋。他制造的所有“麻煩”，都是他基于樸素認知所能做出的最用力的愛與挽救。

他孤立無援地站在醫學這座龐大、精密而冰冷的迷宮里，守著他正在一寸寸失守的伴侶。他的笑容，是給醫生護士看的，更是給自己打氣用的。

反思后改變

我差一點就在專業的傲慢和盛夏的焦躁里，成為一個僅僅治療“病灶”的工匠。我的“理所應當”，是他完全陌生的外語；我的“標準流程”，是他無法看懂的地圖；我那基于概率的“預后判斷”，是他根本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我習慣了家屬的精明、配合，或是放棄，卻忘了還有“老來無依的笨拙掙扎”。

之后，我改變了方式。我會特意放慢語速，用最直白的比喻向他解釋病情：“就像水管子有點堵，我們用藥慢慢給它沖開，需要時間。”我讓康復師教他如何正確地按摩妻子的肢體，賦予他“正確”參與治療的權利。他再按呼叫鈴問瑣事，護士也會先倒杯水給他，陪他坐兩分鐘。

他的笑容漸漸少了些惶恐，多了些踏實。潮水之下的暗流，不再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抵擋。

張女士的病情最終穩定下來，出院時，她依舊不能說話，不能吃飯。李大爺來到辦公室門口，鄭重地向我表達感謝。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酸楚。

敘事醫學的真諦，是俯身傾聽、解讀癥狀背后的人生故事。李大爺所有的“麻煩”，就是他最悲壯的敘事。我何其有幸，窺見了鎧甲下的一滴眼淚，它像一滴冰冷的雨水，落在我的心頭，洗亮了盛夏里我幾乎被汗水模糊的共情。

我終于看見，在平靜的病房之下，那深涌的、看不見的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