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之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構成一個從制度保障、需求牽引、供給支撐，到創新驅動的有機整體和動態系統，各優勢間的協同共生與相互賦能所形成的系統性集成，是塑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深厚根基。面對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推動四大優勢實現整體性躍升，不僅是有效抵御外部沖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更是贏得未來系統性競爭主動權的戰略抉擇。因此，需要堅持系統觀念，通過強化制度優勢的統領性、激發市場優勢的導向性、提升產業優勢的現代性、激活人才優勢的創造性，并著力推動四大優勢的協同性，不斷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完整產業體系優勢 豐富人才資源優勢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①這四大優勢高度凝練，精準回答了我國經濟為什么“穩”、高質量發展為什么“行”。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演進速度與深刻程度遠超預期。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突破，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與經濟結構；與此同時，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暗流涌動，地緣政治沖突頻發，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調整。在這一宏大而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發展既面臨搶占未來制高點的戰略機遇，又遭遇諸多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傳統增長模式的邊際效應逐步遞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加速重塑，國際競爭的焦點已從單一的經濟規模，轉向包括制度效率、市場潛力、產業韌性與創新動能在內的綜合國力比拼。在此關鍵轉折點，我們能否于危機中育先機、在變局中開新局，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準確把握并全面激活我國發展的深層優勢與巨大潛能，推動這四大優勢實現系統性集成與整體性躍升。

深刻認識四大優勢的重要內涵

中國的競爭力，并非源于某一單項指標的突出表現，而是主要植根于四大優勢共同構成的、相互依存的動態系統。深刻理解各優勢的內涵及其協同邏輯，是推動其實現整體性躍升的認識論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是根本保證與戰略牽引。不確定性已成為當今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恰恰為中國的長遠發展注入了彌足珍貴的“確定性”。這一優勢的核心內涵在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如同“定盤星”與“壓艙石”，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首先，這種確定性體現在卓越的戰略規劃能力上。從連貫的“五年規劃”到宏大的“兩步走”戰略安排，中國展現出超越西方選舉周期的一以貫之的頂層設計能力，使得國家發展具有高度的可預期性，并為全社會提供穩定的長期導向。其次，這種確定性體現在強大的社會動員與資源整合能力上。這種能力源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能夠迅速凝聚最廣泛的社會共識，并在面對脫貧攻堅、重大科技攻關乃至特大公共衛生事件等挑戰時，展現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磅礴力量，將有限資源精準投向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②。再次，政策的連續性與風險抵御能力亦是這一優勢的集中體現。這一優勢有效規避因政府換屆導致的政策“翻燒餅”現象，保障國家大政方針的穩定延續，并在應對外部極限施壓與內部風險挑戰時，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和系統韌性。更為重要的是，制度優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為“大腦”和“神經中樞”，為市場、產業、人才的發展提供穩定的宏觀環境、清晰的戰略方向與強大的政策合力。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內生動力與需求引擎。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奠定了發展的確定性框架，那么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則構成驅動這一框架高效運轉的循環系統，其內涵遠不止于14億多人口的物理規模，更體現在由4億以上中等收入群體支撐的強大購買力、層出不窮的新消費業態，以及能夠顯著攤薄創新成本的規模經濟效應。對內，這一市場創造出巨大的規模效應與需求層次多樣性。任何新技術、新產品一旦進入這個市場，便能通過海量應用快速降低成本，實現商業化閉環；同時，從一線城市的尖端消費到廣袤鄉鎮的普惠需求，多樣化的消費層級，為各種技術路線的產品提供了豐富的試錯空間與應用場景，成為產業迭代與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力。對外，中國市場如同一個巨大的“引力場”，以強大的“需求引力”吸引著全球的資本、技術與高端商品，推動國際資源在更高層次上向中國集聚，從而顯著提升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議價能力與規則塑造力。因此，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其不僅是消化內部產能、抵御外部沖擊的緩沖器，更是為產業體系提供清晰需求信號、為全球前沿技術提供落地轉化沃土、為各類人才施展抱負提供廣闊舞臺的重要引擎。

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是物質基礎與供給核心。有效需求需要強大而敏捷的供給能力來承接，而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正是這一供給體系的核心角色。作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這一優勢賦予中國經濟強大的供應鏈韌性與高的產業協同效率。這意味著，從一枚小小的螺絲釘到復雜的航空航天器，從基礎原材料到高端芯片的設計制造，中國產業體系具備較強的內部循環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在面對供應鏈中斷威脅和外部技術封鎖時，展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強大定力③。同時，齊全的上下游配套，使得新產品從創意設計到大規模量產的周期大幅縮短，形成令全球艷羨的快速產業化能力。這種能力能夠將實驗室的突破性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滿足市場需求、具有價格競爭力的商品，完美地契合超大規模市場對迭代速度的苛刻要求。更為深遠的是，完整產業體系并不是一個靜止的堡壘，而是一個動態升級的有機體；其既是當前我國屹立于全球制造之林的硬實力體現，又為我們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提供堅實的平臺與跳板。完整產業體系是將市場需求轉化為現實產品的“供給中堅”，是技術創新從論文、專利走向生產線、走向市場的核心載體，也是吸引和承載人才就業創業、實現價值的關鍵物理平臺。

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是活力根基與核心引擎。一切經濟活動最終的承載者與驅動者是人。中國豐富的人才資源優勢，正是將制度、市場、產業優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與創新活力的“細胞”，這一優勢正經歷著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歷史性轉變④。其重要內涵在于，我們不僅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總量，更擁有日益提升的勞動力質量，特別是規模龐大的工程師、科學家隊伍和高素質的技能型產業工人。每年數百萬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構成持續釋放的“工程師紅利”，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供最核心的要素支撐。與此同時，人才結構的持續優化與創新潛力的巨大儲備，使得中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前沿科技領域，具備參與并引領全球競爭的底氣。而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勤勞、智慧的優秀品質，與崇尚奮斗的社會文化，則為這一優勢注入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動能。人才是第一資源，是維系和升級產業體系的生命線，是推動技術革新、將制度優勢與戰略規劃轉化為具體發展效能的能動主體。正是億萬人民的創新創造活力，才使得中國的產業機器能夠持續運轉、技術高峰得以不斷攀登，并將市場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的美好生活。

綜上所述，四大優勢構成一個從制度保障到需求牽引，再到供給支撐，最終抵達創新驅動的閉環系統。四大優勢彼此間形成的協同共生、相互賦能關系，正是其“整體性”的深刻體現與力量源泉。任何單一優勢的孤立看待，都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潛力，唯有將其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才能把握住我們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深厚根基與光明前景。

深刻領會四大優勢的戰略意義

推動四大優勢從靜態的稟賦存量轉化為動態的協同增量，是應對時代之變、夯實發展根基、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的關鍵所在。

鞏固拓展四大優勢是應對嚴峻復雜外部環境的必然要求。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技術封鎖與“脫鉤斷鏈”行為日益呈現出長期化、體系化態勢。在此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下，依靠傳統經濟全球化模式下“兩頭在外”的發展路徑已難以為繼，國家經濟安全與產業鏈韌性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鞏固拓展四大優勢，正是我們構筑強大“內部循環”體系、有效抵御外部沖擊的必然要求。超大規模市場優勢與完整產業體系優勢的結合，為我們提供了最為可靠的戰略縱深。龐大的內需能夠有效吸納和消化國內產能，降低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而完備的產業鏈則能確保在關鍵環節不被“卡脖子”，維持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⑤。這一內循環的暢通，并非閉門造車，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統籌引領下，通過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關鍵核心技術進行集中攻關，并依托豐富人才資源優勢實現突破，從而在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主動。這意味著，我們正從過去被動融入全球分工體系，轉向依靠內部市場的需求牽引和完整產業的供給支撐，輔以制度保障與人才驅動，構建起一個更具韌性、更安全可靠的發展模式，為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壓艙石”和“安全閥”。

鞏固拓展四大優勢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已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四大優勢的整體性躍升，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催生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與動力源泉。在這一動態過程中，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扮演著“需求引擎”的角色，其多樣化的消費結構和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為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的誕生提供豐沃土壤，不斷創造出對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產品和服務的迫切需求。完整產業體系優勢則作為“供給中堅”，能夠敏銳捕捉市場信號，憑借其強大的配套能力和快速產業化能力，將前沿技術概念迅速轉化為滿足市場需求的高質量產品⑥。這一從需求到供給的順暢轉換，離不開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所提供的“創新火種”，正是億萬勞動者、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智慧與創造，驅動著技術持續迭代與產業不斷升級。而貫穿始終、提供根本保障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一優勢通過營造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保護知識產權，激勵創新創造，確保整個社會經濟肌體的健康與活力。四大優勢的協同發力，能夠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極大地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從而加速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新質生產力如泉涌般蓬勃涌現⑦。

鞏固拓展四大優勢是贏得未來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戰略抉擇。如今的國際競爭維度和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其不再是單一產品、單一技術乃至單一企業的競爭，而是升級為系統與系統、生態與生態的全面角逐。在這場關乎長遠未來的競賽中，傳統依賴勞動力成本、資源稟賦等單一要素的比較優勢，因其易被模仿和替代而逐漸減弱⑧。國際競爭的核心，正轉向對規則制定權、技術創新策源地、產業生態主導權以及國家發展韌性的綜合比拼。在此背景下，推動四大優勢整體性躍升的戰略意義，在于塑造一種基于系統效能、難以被復制和超越的高維度、可持續的競爭優勢。通過將四大優勢攥指成拳，形成的“1+1+1+1>4”的乘數效應，正是我國體系化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我們在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等領域的成功實踐，已初步驗證了這一模式的有效性：在國家產業政策的戰略引導下，超大規模市場為技術路線提供充分的試錯和應用空間，完善的產業鏈支撐產品的快速迭代與成本下降，雄厚的人才儲備則持續攻克技術難關、推動產品創新。這種“制度優勢引導+市場需求牽引+產業快速響應+人才技術攻關”的一體化模式，使得我們能夠在全球競爭中迅速脫穎而出。

深刻把握四大優勢的鞏固拓展路徑

當前，推動四大優勢實現整體性躍升，重點在于破除要素流動壁壘，加強系統集成，推動優勢之間從簡單的“物理疊加”轉向深度的“化學融合”。這要求我們將四大優勢視為一個共生系統，制度提供組織力與確定性，市場提供規模與需求引力，產業體系提供供給與韌性，人才提供創新與迭代活力。

強化制度優勢的“統領性”，打造支撐整體躍升的一流治理生態。制度優勢的統領性，體現在政府作為“組織者”與“護航員”的角色，打造一個能讓市場、產業與人才充分迸發活力的一流治理生態。首先，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當前的重點，在于堅決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掃清制度障礙。這要求我們清理各類顯性與隱性壁壘，在土地、資本、技術、數據等關鍵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改革上取得實質性突破，真正讓要素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最優配置，為所有經營主體提供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其次，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面對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小院高墻”式封鎖，我們需要發揮制度優勢，將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面力量擰成一股繩，聚焦國家最緊迫、最重大的戰略需求，優化科研組織方式，布局戰略性科技項目，既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資源調動中的重要作用，又激發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為人才搭建能夠心無旁騖、奮力攻關的高水平平臺。再次，通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資源在我國匯聚、融合與再創新，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對全球優質資源的強大向心力。

激發市場優勢的“導向性”，釋放驅動系統循環的巨大內需潛能。市場是當今最稀缺資源。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能否充分釋放，取決于我們能否有效解決“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這一關鍵問題。因此，激發市場優勢的導向性，需要從源頭上入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統性地壯大中等收入群體。這需要實施多維度的“收入倍增”計劃或類似的實質性政策，通過優化稅收結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強化勞動者權益保護等多重手段，提升居民的可持續增收能力，從根本上筑牢消費信心的經濟基礎。同時，為暢通經濟循環，需要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作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程持續縱深推進。這不僅關乎打破地方保護，更涉及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基礎制度的全國統一。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內市場，能夠產生巨大的規模效應和聚合效應，使得創新要素自由流動、高效配置，顯著降低整個經濟體系的交易成本。此外，在需求潛力逐步釋放、市場循環不斷暢通的基礎上，關鍵在于實現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的動態平衡。積極鼓勵綠色消費、數字消費、文旅康養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通過供給端的創新升級，激發潛在消費欲望，將內需市場打造成為迭代技術、孵化產業、檢驗模式的“超級應用場”，和吸引全球優質商品與要素資源的“強大磁場”。

提升產業優勢的“現代性”，筑牢面向未來競爭的實體經濟根基。完整產業體系是我們的寶貴家底，但大而不強、全而不精的風險依然存在。需要讓這一體系真正煥發現代競爭力，重要路徑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首先，把“補短板”作為當務之急，實施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聚焦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等薄弱環節，進行“強鏈補鏈”，全面升級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性與安全韌性。其次，在“拉長板”上持續發力，鞏固并拓展我國在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的領先優勢，打造難以替代的競爭壁壘。更為緊迫的是，需要大力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賦能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實現產業體系的效率變革與動能重構。面向更長遠的未來，更需戰略性布局前瞻性領域和未來產業，圍繞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進行早期投入和生態培育，下好“先手棋”，以塑造代表新質生產力的未來競爭新賽道，確保我國產業優勢既穩固當下，又引領未來。

激活人才優勢的“創造性”，構筑支撐創新驅動的人才中心與高地。人才是第一資源，是所有優勢最終的執行者與創造者。激活人才優勢的創造性，需要從“培養”與“用好”兩個維度同步發力，構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在培養端，關鍵在于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建立與產業需求和科技前沿相匹配的學科體系與培養模式。強化理科基礎教育，突出工科實踐能力，探索跨學科融合培養，源源不斷地造就大批卓越工程師、高水平技能人才和戰略科學家，實現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徹底轉變。在使用端，需要實施更加積極、開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以促進國內人才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通過打破地域、行業、身份等制度壁壘，完善戶籍、住房、教育、職稱評定等配套制度，營造便利、公平、具有激勵性的流動環境，確保人才在全國范圍內“流得通、用得好、發展順”，充分釋放人才紅利，支撐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更為根本的是，需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破除“五唯”現象，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評價導向，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技術路線決定權、經費支配權和資源調度權，并完善相應激勵與容錯糾錯機制，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

推動四大優勢的“協同性”，實現“化學融合”的系統效能倍增。四大優勢的整體性躍升，其最終落腳點在于實現優勢之間的“協同性”，從“物理疊加”邁向“化學融合”，產生系統性的倍增效應。這需要超越部門界限，進行頂層的系統設計與集成。一方面，探索建立“戰略—市場—產業—人才”的跨部門協同機制。例如，圍繞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政府負責戰略規劃和初始投入，引導和開放應用場景，組織龍頭企業與科研機構組成創新聯合體進行技術攻關，并最終通過完善的產業鏈實現成果的快速轉化和規模化生產，形成“戰略任務—市場應用—技術突破—產業落地”的一體化閉環。同時，需要著力打造“政產學研用金”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政府負責搭建平臺、完善政策與監管；企業主導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與成果轉化；高校與科研機構提供前沿知識源頭和基礎研究支撐；用戶單位提供真實反饋，驅動迭代優化；金融資本則貫穿始終，為創新全過程提供全鏈條、多樣化的資金支持，形成一個共生共榮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重點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融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確保科技成果有承接、能轉化；依靠產業鏈的壯大賦能資金鏈，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依托資金鏈的暢通激活人才鏈，讓一流人才獲得一流回報。通過“四鏈”的深度纏繞與相互賦能，真正將四大優勢熔鑄為一體，鍛造出基于系統效能而非單一要素的、更高維度的、可持續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展望未來，我們需要認識到，鞏固拓展四大優勢是一項關乎國家長遠發展與民族復興偉業的宏大戰略抉擇。這要求我們堅持系統觀念，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和精準有力的系統集成，讓制度、市場、產業、人才四大要素協同共進。具體而言，就是要用制度創新把全國統一大市場做“順”，徹底掃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內生動力；用市場需求把完整產業體系做“強”，以強勁的需求牽引供給升級，推動產業鏈向高端邁進；用現代化的產業平臺把人才的創造力做“實”，讓人才的智慧擁有最廣闊的實踐舞臺和價值實現通道。最終，立足培育新質生產力這一重大命題，將制度、市場、產業、人才四者擰成一股繩，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系統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通過四大優勢的協同發力與整體躍升，中國必將在新征程上不斷贏得更加偉大的勝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石。

【注：本文系2025年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課題“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新質生產力培育機制研究”（項目編號：AZ202501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②胡擁軍：《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優勢條件、實踐探索與政策取向》，《改革》，2023年第9期，第1—10頁。

③洪銀興、王坤沂：《新質生產力視角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研究》，《經濟研究》，2024年第6期，第4—14頁。

④倪紅福、王曉星：《以“投資于人”推動高質量發展：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改革》，2025年第6期，第42—55頁。

⑤劉志彪：《新發展格局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分析框架、內在邏輯與政策重點》，《經濟研究》，2025年第5期，第20—36頁。

⑥郭克莎：《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經濟研究》，2025年第4期，第18—33頁。

⑦高惺惟、涂強：《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邏輯、行動指南與戰略選擇》，《農村金融研究》，2024年第8期，第3—15頁。

⑧陳旭、邱斌、紀展鵬：《城市網絡嵌入、信息可得性與企業創新邊界》，《經濟研究》，2025年第6期，第57—76頁。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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