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〇三五年實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摘要】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關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不同理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分別有不同的標準,并動態調整。正確認識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可能面臨的困難,經濟增長史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需要綜合施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做大經濟蛋糕;大力提振消費,為經濟增長注入持續動力;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經濟活力;采取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正確認識消費和投資關系,讓消費和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發揮。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經濟增長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宏觀政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的一個重要標志性指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理解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重要意義,進而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實現這一目標,是新征程上的重要任務。
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一以貫之的目標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①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②2035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征程上的重要年份。這一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都要大幅躍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③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在此基礎上再奮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實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④
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一以貫之的要求。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如果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⑤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重溫鄧小平同志的談話內容,體現了歷史的擔當。⑥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的背景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從本世紀中葉提前到2035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感和緊迫感。提前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從實際出發作出的選擇,是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
對于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理解
“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概念的提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時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樸素地理解這個重要概念,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收入水平應該與發達國家較為接近。同時,中國發展的起點低,與最為發達的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僅靠一段時間的追趕是不夠的。將“中等發達國家”作為比照對象,更有可行性,也說明了發展努力的方向。當時,與“中等發達國家”相聯系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隨著20世紀90年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逐步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所替代。
世界銀行對國家的分類。關于什么是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存在著不同說法,現實中并沒有被普遍接受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界定。即使是中等發達國家,也沒有明確界定。世界銀行把全世界經濟體劃分為四個收入組別,即高收入組別、中等偏上收入組別、中等偏下收入組別和低收入組別。⑦高收入組別所屬的經濟體是發達經濟體,所對應的國家就是發達國家。世界銀行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來衡量經濟的發展程度。以世界銀行公開的數據為參考,按圖表集法衡量的2024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37萬美元,仍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國家的分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要是依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人類發展指數(HDI)等確定發達國家(地區)。人類發展指數,綜合衡量人均國民總收入、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年限等指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認定的發達國家(地區),也在變化之中。2020年認定的發達國家(地區)有39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普遍超過2萬美元。2024年認定的發達國家(地區)有41個,部分新進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5萬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低的拉脫維亞為2.34萬美元。⑨發達國家門閾值調整、國內物價水平、匯率變動等多種因素,均影響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界定。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是具體目標。根據實際出發,參照2020年提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時的標準,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發達國家門檻(2萬美元以上)、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變價),作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衡量標準。⑩這一清晰的界定為2035年指引了努力的方向。明確具體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目標,而目標確定的科學性至關重要。按照以上遠景目標倒算,考慮總人口預計到2035年將年均減少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需要年均增長4.17%。?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重要標志性指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要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保持適當速度。”?高質量發展意味著一定的經濟增速,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要再上新臺階。試想,如果一地連國內生產總值都在負增長,那么還何談高質量發展?因此,一方面不能“唯國內生產總值論英雄”,另一方面需要尊重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核算指標的科學價值,畢竟現實中很難找到可以替代的指標。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基礎上進行優化,更加充分地考慮發展的本質要求、體現新發展理念的要求。
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史,才能更好地確定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是最理想不過的事,但歷史告訴我們,要實現經濟線性增長是非常困難的。歷史是曲折前進的,經濟增長同樣如此。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些欣欣向榮的國家,未能逃脫“中等收入陷阱”,最終未能成為發達國家。即使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在特定時間段,也可能陷入停滯狀態。世界文明史也表明,不是所有燦爛的文明都能從古至今延續下來。各種失落的文明,說明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不容易。即使是延綿至今的中華文明,發展的過程也充滿了曲折。
根據世界經濟史專家麥迪森2007年的數據,公元960年—1280年間,宋王朝的內延和外延式的經濟增長,在此期間人均收入提高了1/3,而人口幾乎增加了1倍;而1700年—1840年間,中國的人口增加了3倍多,大大快于歐洲和日本的人口增長,但人均收入并沒有下降;1840年—195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占世界總量的1/3下降到了1/20,日本、歐洲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中國人均收入出現了下降。麥迪森采用購買力平價進行貨幣轉換,并且基于一個相當保守的假定,預測中國可以在2015年重新恢復它曾經擁有過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地位;到2030年時,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將達到23%,而在1978年時還不到5%;203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應達到西歐和日本大約在1990年時的水平。?
目標的設定不能脫離現實,設定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是基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8億多人口成功脫貧,特別是越到最后,越是攻堅戰,中國于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0年全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3338元人民幣,按當年匯率換算,約合1.06萬美元。2024年全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95749元人民幣,約合1.35萬美元。?
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需要綜合施策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做大蛋糕,才能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迅速,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份額一直在增加,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較為靠后。千方百計發展經濟,需要適應新發展階段的新特點,通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產業,提高經濟建設水平。作為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優勢比較突出,再加上擁有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經濟增長空間仍然很大。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是要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引領,用新質生產力改造傳統產業,實現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推進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加快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新的賽道上加快形成優勢產業。傳統產業盡管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下降,但重要性不可低估。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需要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發展現代農業,需要在農業育種等農業現代化各領域打造自己的優勢。工業發展,需要注意保持制造業的合理比重。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經濟不能脫實向虛。制造業是經濟實力強大的內在要求,對于大經濟體來說就更是如此。新業態已經在蓬勃發展,占比在未來也會越來越高,是未來經濟增長新動能之所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就是要讓不同產業都能找到各自的合理定位。
經濟增長是有其邏輯的。把握機遇,需要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向創新要發展空間。創新有不同層次,在經濟發展初期,可能更多的是模仿式創新,甚至是直接引進機器設備、間接引進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些需要的技術在市場上買不到,這就需要自力更生。在這個階段,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就要把鼓勵科技創新作為重要任務。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原始性創新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政府需要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在體制機制上創新,激發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創造力,讓中國成為基礎科學的中心、科技創新的高地。
在新發展階段,需要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最大限度挖掘市場潛力,做大經濟蛋糕,推動我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需要市場。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高效的市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對外開放。對外開放一方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出口帶來外需的增長,讓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市場越大,專業化程度越高,分工效率越高,經濟增長的動能就越足。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任何時候,即使是面對經濟逆全球化插曲時,仍然要堅持對外開放的重要原因。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國際大循環的要求。以制度型開放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對外貿易上,主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推動貿易創新發展,在發掘貨物貿易潛力的同時,積極拓展服務貿易空間。在吸引投資上,塑造吸引外資新優勢,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也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要求。
與此同時,需要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從而更好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如果出現地區市場分割,甚至市場封鎖,不僅這一優勢不能充分發揮,而且可能導致市場效率低下。為此,需要直面企業競爭、政府采購招標、地方招商引資等不同領域,存在的影響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分析成因,并加快拆除。與地方政府行為關系較為密切的統計、財稅、考核制度,需要按照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要求進行完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市場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大力提振消費,為經濟增長注入持續動力。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基礎。關于提振消費,居民消費無論在實物,還是在服務上,都有不小的提振空間,這既是事實,又是共識。作為發展中國家,居民消費的巨大潛力轉化為動力,仍然需要助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更充分、水平更高,同樣的居民收入就意味著更高水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意味著居民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占比越高。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處理,直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群體在消費中遇到的問題不完全一樣。有的居民群體面對的是消費場景缺失問題,這部分居民消費可能流失到境外,亟待通過消費場景的創造以及供給的改善滿足其消費的需要。有的居民群體所面對的是收入可持續性不夠,從而無法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的難題,這里需要解決的是居民收入不足的問題。關于居民收入存在的問題,有的需要市場和社會來解決,有的需要政府在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的調整中發揮積極作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需要綜合發力。再分配中,稅收、轉移性支出等手段需要綜合運用。第三次分配需要發揮好稅收的激勵作用。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場在發揮作用,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初次分配中生產要素分配的不合理會直接影響分配結果。因此,需要創造條件,讓初次分配更加合理,只有初次分配更加合理,再分配的效果才會更加顯現。財富分配對收入分配有直接影響。經濟高速增長帶來居民財富的快速增加,財富直接影響生產要素的分配。因此,財富分配格局的優化,將直接影響初次分配。需要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國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讓消費潛力的釋放有更充分的收入支持。
居民收入的可持續性需要通過高質量就業來解決。就業是民生之本,要繼續推行就業優先政策。需要因應經濟增長到特定階段,農業和工業(制造業)雖然很重要,但是在創造就業崗位上潛力有限的特點,抓緊發展第三產業,讓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吸納就業的主要力量。服務消費在消費中占比提升,服務供給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服務經濟,比任何時候都重要。通過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發展可以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服務業,解決更多居民的收入可持續性問題。高質量就業崗位更多需要服務業來提供。
堅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充分地釋放市場活力。經濟增長潛力,一方面取決于各生產要素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還需要靠各要素形成的合力。生產要素自身作用的發揮以及合力的形成,都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例如,數據要素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如何更有效發揮作用,需要相應的制度建設。只有通過改革,形成最有利于要素發揮作用的制度,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能更充分顯現。各生產要素合力的形成,也需要合適的制度。要通過制度改革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民間投資活躍的地方,往往是經濟更加活躍的地方。需要通過改革,讓民間投資有利可圖,從而對經濟增長更有信心。在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前提下,更加重視民間投資的作用。民間投資對市場的感受最直接。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提高民間投資比重,增強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增長動力,讓投資更可持續,讓民間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發揮。
采取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宏觀政策從短期來看,所發揮的是穩定經濟的作用。實施更加積極的宏觀政策,持續穩增長、穩就業、穩預期。正確的宏觀政策選擇,于經濟穩定至關重要。宏觀政策制定中,政策空間留有余地,遇到問題,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且有能力出手。宏觀政策更有針對性,才能讓政策效果更充分釋放。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的連續實施,帶來的是經濟穩定增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在各自領域分別發力,而且要協同發力,形成合力。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將最大限度發揮各種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宏觀政策在實施中,需要特別注意選擇與改革方向一致的政策工具,有的政策措施可以通過改革的方式鞏固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發揮政策效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作用,要注重增強財政可持續性。需要通過加強財政科學管理,讓財政資金的作用得到進一步提升,讓財政政策效能得到進一步釋放。財政政策的實施,投入的是真金白銀,需要讓每一分錢都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讓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更好服務高質量發展。
正確認識消費和投資關系,讓消費和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發揮。消費和投資既有對立,又有統一。收入用于消費,就不能用于投資,這是矛盾。收入用于投資,形成新的收入,新的收入又帶來消費,這樣,投資帶來消費,投資和消費又是統一的。同時,消費需求的滿足要靠投資,消費具有促進投資的作用。在新發展階段,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需要更好地結合。就個人而言,物品消費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很難再增加,因此,投資于物有物理界限,但是個人對服務的需求往往不受此限,服務消費有更大的增長空間。投資于人,持續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可以讓經濟增長更可持續。投資于人,可以贏得更多的人才紅利。人口減少對于經濟增長有不利影響,人口紅利會相應減少,但是通過投資于人,人才紅利就會增加,這對于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是有利的。消費變化,經濟增長動力也在變化。經濟發展的結果,是農業、工業(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下降,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物資充足,經濟持續增長需要靠服務消費的拉動。服務消費與服務投資是緊密聯系的,因此,需要通過發展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服務經濟,進一步增強經濟增長動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展服務經濟,與就業優先政策是高度一致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能夠吸納就業,能夠提供高質量就業崗位的經濟形態主要是服務經濟。這也進一步凸顯服務投資和服務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注釋】
①《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
②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
④《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頁。
⑥《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第382—402頁。
⑦世界銀行集團2024—2025年按收入水平劃分的國別分類,
https://blogs.worldbank.org/zh/opendata/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by-income-level-for-2024-2025
⑧數據來源:世界銀行集團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
⑨⑩?《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5年,第15頁。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作者第二版序言)《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頁。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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