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隨老齡化加劇、獨居人口增長及情感需求升級，陪伴經濟在技術賦能下，形成情感性與功能性并存的服務體系，并催生靈活就業新形態。陪伴經濟主體是零工經濟背景下的靈活就業群體，是供需雙方雙向選擇的共生經濟。陪伴服務市場空間廣大、技術賦能強勁、對專業化需求增加。當前，陪伴經濟面臨權益保障不足、服務標準化缺失及監管滯后等挑戰，亟須健全行業監管與制度保障，推動其走向專業化與規范化。
關鍵詞:陪伴經濟 生活性服務業 專業化 規范化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強調“促進生活性服務業高品質、多樣化、便利化發展”[1]。當前，從醫院陪診到景點伴游，從情感傾訴到學習監督，各類陪伴服務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孤獨經濟白皮書》顯示，2024年我國陪伴服務市場規模突破372億元。一方面，獨居群體的擴大與老齡化加劇的社會現狀，催生陪診等服務需求；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人因“社會融入度低”“線下社交難”而購買陪伴服務，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陪伴等情感型服務增長。
主要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著力建設舒適便利的宜居城市”，需要“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2]。陪伴經濟是零工經濟新形態，依托平臺為消費者提供專業化、個性化服務。從業者需有較高技能，與需求方雙向選擇，形成靈活用工就業生態。陪伴經濟主體是零工經濟背景下的靈活就業群體，零工經濟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職業者構成的經濟領域，他們可以利用互聯網和移動技術，快速匹配服務需求方。從業者工作彈性強，一般依托平臺化的商業模式，通過智能網絡接受任務派發，有些則通過口碑引薦，實現供需精準對接。當前的市場需求，對陪伴經濟從業者提出了越來越高的技能要求。例如，陪旅游不是單純游玩，還涉及景點講解、線路攻略，行程拍照等；陪診師要求有較高的專業要求，他們需要熟悉不同醫院和科室的情況，需要對各類疾病的診護要求、醫保規定、限額要求、檢查流程等，充分了解和熟悉。
從服務屬性來看，陪伴經濟可以分為情感性陪伴和功能性陪伴
情感性陪伴強化了陪伴的情感屬性和沉浸式體驗，人們在想象和建構的情感共同體中，發生情感共振，催生了商業模式和消費模式的迭代與升級。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不再局限于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情感體驗、文化滿足、信息獲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了更為豐富且多樣的追求[3]。陪伴服務將商品、經濟、情感融合到一個場域，通過情感輸出與提供，達成消費與服務的商品交換；通過情感投入而形成和累積的無形資產，轉化為經濟收益。例如，陪跑步、陪爬山、陪旅游，陪伴從業者不僅承擔旅游搭子、運動搭子角色，還要負責拍照、制定攻略，提供服務過程中的情緒價值。
功能性陪伴則更需要一定的專業技能，為消費者提供在社會生活中無法被滿足的精細化陪伴場域。2025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60周歲以上的人口為3.1億，占比為22%，其中65歲以上人口為2.2億，占比15.6%[4]。預計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隨著年齡增長，人的健康和自理水平將逐步下降，老年群體對陪診等陪伴服務的需求將不斷擴大比如，“醫療陪診”可以滿足“空巢老人”“獨居青年”等群體的就醫需求，為身體不適的獨居人員或老齡群體，在就醫、掛號、診治、檢查等方面，提供陪伴服務。又如，陪旅游可以為客戶提供景點或展覽的知識分享，為異地旅行游客在導游、駕駛、講解、游覽等方面，提供陪玩服務。再如，陪健身可以為客戶提供運動健身的專業性技能，陪學習可以為消費者子女在備考、升學等方面，提供陪伴學習服務。還如，失戀陪聊、網絡游戲陪玩等虛擬陪伴，具有更多情感性，借助網絡空間可以達成較強的“臨場感”。
從服務形態來看，陪伴經濟可以包括技能型陪伴、服務性陪伴、興趣性陪伴、心理性陪伴等
技能型陪伴包括學習陪伴、診療陪伴等，需要從業者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且能滿足多重需要；服務型陪伴包括旅游型陪伴、逛街型陪伴，單純以服務為目的，同時兼具解說、導引等功能性；興趣型陪伴包括游戲型陪伴、健身型陪伴等，是以滿足個人興趣愛好需求為基礎的陪伴形式；心理型陪伴包括傾聽式陪伴、疏導式陪伴等，多為情緒疏導和聆聽共情等。
陪伴經濟是供需雙方雙向選擇的共生經濟，是消費者和從業者共創的經濟生態。消費者作為需求端，存在工具性或情感性需求，從業者作為供給端，投入陪伴勞動或情感勞動，供需雙方形成消費與服務共同體，各自獲益。陪伴經濟塑造出新的就業生態，具有即時性和碎片化特征，為從業者提供靈活的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可以為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大量靈活就業機會，也可以為待就業群體提供就業緩沖帶。這種就業方式關聯情緒情感，也使得從業者有被需求和被溫暖的體驗。
形成原因
在城鎮化與老齡化雙重驅動下，我國獨居人口過億。陪伴經濟借數字平臺興起，陪玩、陪購、陪診等短期服務應需而生，既折射出當代社會的孤獨癥候，也重塑著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就業格局。
家庭規模縮小與獨居人口增長
獨居人口數量激增，是陪伴服務增多的客觀原因。城鎮化進程加快、青年人婚育觀念改變、老齡化提前等因素，導致獨居人口數量激增。一方面，隨著城市人口流動速度加快，越來越多在異地打拼的年輕人，選擇租房或獨居，家庭功能日趨萎縮。青年人初婚年齡推遲、結婚率下降，獨居比例提升。另一方面，隨著我國進入中重度老齡化階段，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居民居住條件改善，多代人共居的居住模式逐漸被打破，獨居人口比例增加。2024年，我國家庭戶中一人戶數量占比達17.8%[5]。中國社會正在從群居社會、家庭社會走向單人社會，傳統家居模式逐漸演化為個體化居住選擇和居住方式。
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性變革，不僅對經濟、社會、居住產生影響，也對維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感，產生潛移默化改變。盡管有可以提供“一人居”“一人食”的網絡產品和市場服務，但是數字化的聯結方式不可能完全替代人與人的真實鏈接，未來五至十年，亟待匹配與“獨居時代”相應的社會服務體系。
人們通過多種形式的陪玩、陪聊、陪游、陪購、陪診活動，降低焦慮、緩解孤獨。孤獨是實際社會接觸與期望社會接觸之間的差距，當代社會，人們追求較為清晰的邊界感，和不被他人侵犯的社會交往規則，但伴隨而生的是無法克服的孤獨感。短視頻平臺數據顯示，“一人食”消費者最容易收看“吃播”，智能機器人一經問世，便開始面對虛擬戀人的產品需求。人總是在個體和群體之間尋找平衡，渴望獲得獨立和自由，但又感到孤獨和不安，人們在享受孤獨的同時，感受著孤獨帶來的寂寞空虛，從而通過消費的方式，尋求在自我和他人之間建立微妙的妥協與平衡。孤獨是渴望也是回避，歸屬是期待也是妥協，在孤獨與歸屬之間尋求平衡，就是不遠不近的關系，通過消費抵御孤單，也在親近中保持邊界。
低成本社交與新消費主義
傳統社交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情感成本，陪伴消費則實現“效率最大化”和“精準匹配”，既不需虧欠人情，又能得到不同領域的專業性意見建議。傳統社會的生活行動，是基于農業社會和熟人社區的強關系，而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則越來越喜歡廣泛的弱關系，他們對需要長期投入時間和情感的強關系，表現得較為拒絕。尤其是青年群體，渴望避免虛假社交的疲憊，不想被假性社交所累。
傳統社會中，依靠人情帶來的資本進行資源轉換的方式正在式微，各種社交軟件上的好友，僅是認識而已，并無真正暢聊之人。被工作和人情裹挾的社交，反而帶給人們心理負擔，維系錯綜復雜的關系，被青年群體認為是加劇精神內耗。熟人社會逐漸走向陌生人社會，人情社會正在走向契約型社會。人們為了關系而“犧牲”自我，變得越來越困難。原子化的人際關系更重視邊界感，強調客體分離。新消費主義擅長把“搭子文化”注腳為各種情感商品，把短期陪伴當作商品出售，逛街時請“購物搭子”，就診時雇“陪診搭子”，郁悶時找“陪聊搭子”，旅游時尋“拍照搭子”。各種陪伴均有臨場感和臨時性，因各種目的而聚攏，隨交易完成而解散，陪伴經濟可以緩解人一時的焦慮感，卻難以彌合人長久的孤獨感。
平臺經濟發展與勞動力市場變化
大眾消費升級、情感需求盤活、互聯網技術進步、平臺推陳出新，勞動者的就業靈活偏好日益增強，以新的姿態和理念擁抱靈活就業的趨勢，已經被青年群體接納。傳統社會中，關系的維持效用只有助于解決日常生活問題，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工具性服務效用在流動的社會中則更為匹配。在雙向互構的現代化社會轉型中，平臺提供的需求服務和青年群體心理上呈現的需求滿足，實現較好的匹配。陪伴經濟可以將公眾需求與日益精細化的勞動分工，通過平臺加以鏈接，將陪伴作為稀缺性商品予以銷售。
在當前的就業環境下，零工經濟還可以打破當前就業困境，釋放更多就業形態，破解就業難題。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勞動力市場可以重新打破并重塑市場供需格局，市場呼喚更多靈活多樣的用工方式，通過各類信息平臺載體，發布用工需求和服務清單，這一模式打破了傳統勞動力市場的雇傭模式。數字技術疊加情感需求，線上線下聯動無需空間制約，技術、服務、平臺的深度融合，都可以使各種分離的供給，有效且豐富地組合并動態匹配。這不僅鼓勵服務需求端提供訴求，也鼓勵服務供給端創新服務模式。
發展趨勢
在對情感價值有巨大需求的時代，市場空間廣闊，需求日益多樣。技術賦能與專業化服務，正共同驅動陪伴經濟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發展，成為開拓增長新路徑的雙輪引擎。
市場空間廣大。情感需求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在物質得到基本滿足后，人們愈發注重情感滿足和心理豐盈。經濟發展開始從體力經濟、思維經濟，走向情感經濟。每個陪伴經濟的垂直領域，都可能挖掘出許多可以進行深耕的機會，這些潛在的市場需求，有的需要及時響應，有的需要提供跨區域、跨地域、跨領域的服務網絡，有的可能需要形成能夠快速響應的、碎片化的任務單元。陪伴可能是多樣的，也可能是疊加的，需要在潛在的機遇中，不斷尋找并開拓新的增長點。
技術賦能強勁。當前，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持續突破，釋放出新動能和潛力，具有日益強大的通用性和適用性，正成為賦能陪伴經濟強勁發展的重要引擎。借助人工智能，陪伴經濟可以實現更寬領域、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持續躍升，形成多場景、多模塊、跨領域、跨部門的一體化集成，這不僅豐富了陪伴經濟的種類，還兼顧了普惠性和可及性。
品質要求攀升。傳統的陪伴性勞動對從業人員的技能要求不高，隨著人們對生活品質要求逐漸提高，市場對專業技能型的陪伴需求會大幅增加，一些需要專業化和高附加值的崗位占比會大幅提升，專業化水平低的從業者會逐漸被淘汰。隨著需求端越來越精細化，供給端需要日益走向專業化、技能化、職業化，開拓各種形式的新型業務，不斷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情感需要。
規范路徑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強調“推動人的全面發展”[6]。如何更好地提升陪伴經濟質量，使其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社會福祉，需要多方努力、協同攻關、全方位賦能，完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監管體系，推動陪伴經濟創新、健康、有序發展。在當前陪伴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從業者面臨權益保障缺失、服務過程不透明、市場規范滯后等多重挑戰，亟須健全行業監管與制度保障，推動其走向專業化與規范化。
加強從業規范。“靈活就業”之特在于“靈活”，但因此造成發展、收入、保障的不穩定性。首先，當前陪伴經濟從業者大多缺乏職業化標準，以“游擊式”或“速成性”為主，服務水平參差不齊，大多只能依靠口碑支撐。具體而言，許多從業者未經過系統專業培訓，對服務對象需求理解不足，溝通技巧、應急處理能力等專業素養欠缺，導致服務質量難以保證。如在老年陪伴服務中，部分從業者可能缺乏護理知識，無法應對老年人突發的健康狀況。“游擊式”的工作模式使得從業者流動性較大，難以建立長期穩定服務關系，增加服務過程中監管難度。“速成性”的培訓往往只注重表面流程，忽視了深層職業道德和人文關懷培養，使得從業者在面對復雜服務場景時，容易出現應對不當的情況。因此，建立統一職業化標準，對從業者進行系統化、專業化培訓，明確服務流程和質量要求，是加強從業規范、提升行業整體水平的關鍵舉措。
加強權益保障。首先，陪伴經濟從業者的工作保障性較弱，對從業者權益保障的核心，是服務雙方的人際契約、信任關系、人品特質等軟性因素，缺乏穩定且清晰的勞資權責邊界，這需要在勞動的基準法定化上，尋找制度性創新，以確保從業者的勞動安全和勞動權益。其次，陪伴經濟具有私人定制屬性，難以進行量化評估，如何通過標準化流程，確保從業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亟待研究。比如，如何處理陪伴過程中，違反公序良俗的責任界定；又如，如何維護陪伴過程中，誘發相關人員個人隱私的泄露和侵權等。消費者應增強風險意識，保留消費記錄和相應證據，遇到糾紛可通過平臺申訴、協會投訴、民事訴訟等，尋求保護。最后，從業者身份的模糊性也制約其服務積極性，尤其是陪伴過程中可能存在社會對從業者身份境遇的偏見，這容易導致從業者感受到被看低，使其在職業中產生焦慮。
加強動態監管。陪伴經濟繁榮表象下，潛藏一系列亟須關注的問題，如怎樣精準實現供需匹配、如何保證用工模式安全規范、如何做到陪伴收費公正透明、如何保障服務規范性、是否可能存在誘導消費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供需雙方關注權益主張和責任風險，需要司法監管，強化構建覆蓋事前審核、事中管理、事后反饋的閉環管理和動態監測機制，可通過數字化平臺，對服務過程進行實時性追蹤和動態質量評估，確保筑牢市場安全底線，穩妥有序釋放活力。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