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無訟是求”“調處息爭”是中華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價值追求，反映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禮治、德治與民本理念交融下形成的治理智慧。充分挖掘“無訟”所蘊含的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將其與現代法律制度有機結合，有助于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為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持續注入文化動力。

關鍵詞:中國法律  法律文化  “無訟”理念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1]，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無訟是求”“調處息爭”，是中華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價值追求。中國古代司法追求的目標是“訟簡刑輕”，歷代統治者都以實現社會關系和諧為國家的要務。孔子“聽訟，吾尤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的理念，對后世影響深遠。對無訟的追求，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禮治、德治與民本理念交融下形成的治理智慧，集中反映古人以和為貴、息爭止訟的價值追求。

無訟的思想根源與內涵

“無訟”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在許多儒家典籍中都表達了對無訟的追求。例如，孔子曾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的表述。儒家經典對堯舜之世的描述，就是一個無訟的世界，如舜以自己的言傳身教來“息訟止爭”，使“歷山之農侵畔”“河濱之漁者爭抵”（《韓非子·難一》），轉變成為“歷山之人皆讓畔”“雷澤之人皆讓居”（《史記·五帝本紀》），并由此得到君主堯的賞識。史書中所稱贊的成康之治，也有“天下安寧，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景象。除在經典中贊美無訟之外，儒家還對為訟之害做了宣傳。例如，“訟，終兇”（《周易·訟卦》），“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等。總之，訟是不吉祥的，應適可而止。

“和”為古代樂器名，“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爾雅·釋樂》）。“諧”指調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尚書·舜典》）。“和”“諧”連用，指音調和諧配合適當。《左傳·襄公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常以“以和為貴”，來比喻社會的和諧和有序。正如孔子的弟子有子言：“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可見，儒家追求的是一個沒有紛爭的和諧社會。中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常以穩定和國家有序，實現人際和諧為奮斗目標。儒家之外，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經·第二十五章》）的表述，以及法家“以刑去刑”的主張，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無訟理念的理論基礎。正是這些思想在治理實踐中的融合與發展，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無訟”理念的深厚基礎，使“無訟”成為社會和諧、司法理想的重要體現。

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聚族而居是宗法血緣關系的內在要求，以此形成眾多大家族和宗族，成為基層社會穩定的共同體。相對封閉的小農經濟和政治環境，也促進安土重遷、注重和睦相處的鄉村社會的地緣關系。在和睦共處、和諧無爭生活準則下，再加上儒家倫理道德學說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發生糾紛時，首選便不是求助官府或是訴諸法律。宋朝理學家王豫曾有，“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的表述（王豫：《蕉窗日記》）。這種枝蔓相連的紐帶連結，既為習慣法、習俗的適應提供空間，也成為國家制定法不可缺少的補充。同時，這種穩定的關系為司法中的調處息訟提供方便與可能，從而達到有利于社會和諧的目的。

無訟的實踐與治理策略

古代法律雖以刑為主，但刑罰并不是最終目標。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統治者深知“以德去刑”的教化作用，在執法施政中積極主張息訟、止訟，將繁多的訴訟視為教化不興和官吏德化不足及缺乏政績的表現。漢代大儒董仲舒說，“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漢書·董仲舒傳》）。“無訟”產生于“明德”“循禮”，只有官府厲行以德化民，使人產生以訟為恥的心理，才能達到無訟的目的。此外，調處息訟是對地方官吏進行考察的重要指標。在明教化、息訟端方面，一些地方長吏都以自身的行動宣傳教化，和息爭訴。例如，西漢韓延壽的“閉閣思過”（《漢書·韓延壽傳》）和東漢吳祐的“閉閣自責，然后斷其訟”（《后漢書·吳祐傳》）。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同時是執掌綱常倫理教義的宣傳者，“寓教于判”是州縣官常用的一種教化手段，在判決書中強調“無訟”的目的，使治下百姓重視倫理道德，達到明德息訟的效果。此外，有大量勸誡民眾不要輕易涉訟的詩文。例如，宋人《戒訟》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

古代民間爭訟主要涉及田土戶婚等事，案件性質和原因決定調處的可能性。這類糾紛在統治者看來屬于“細故”“細事”，如果此類爭訟能在民間通過調處排解，便不會增加司法機關的壓力。由于訴訟所涉及的往往不止雙方當事人，可能會牽涉一家一族乃至更廣范圍，有的訴訟甚至幾代未結，這些均可能造成社會關系緊張和秩序動蕩。此外，訴訟必然會耽誤生產、影響生活，其帶來的“訟累”可能導致當事人變賣田產，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這是歷代統治者所深忌的。因此，鼓勵息訟、無訟既符合社會穩定的需求，也分擔統治者的治理壓力。例如，元朝的司法機關鑒于“民訴之繁，婚田為甚”（《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至元新格·聽訟》），為減輕司法壓力及緩解社會矛盾，廣泛適用調處。

以調處息爭，實現無訟

實現息訟無訟的重要手段是調處，而關于調處的記載，最早出現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上。在兩漢法制中，民事訴訟已出現由官府調解的端倪。唐代調解息訟漸成風氣，司法官多以倫理為據調解爭訟。至兩宋，民事調處進一步發展。到明清時期，調處已臻于完備階段。

中國古代的調處機制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適用對象是民事案件以及輕微的刑事案件，往往由地方州縣官、基層吏役和宗族之長進行。自宋以來至明清，官府調處雖然不是固定法定程序，但長期盛行。官府調處又稱訴訟內調處，是由州縣官主持和參與的調處息訟，只有調處不成，才令公堂對簿。官府調處往往與責懲相結合，并且帶有一定的強制性，當事人一旦出具“甘結”等文書，都要聲明“依奉結得”“遵命和息”，還必須保證不再滋事。調處呈現出官與民、堂上與堂下相結合的特點，官調還是民調需視案情細節轉移。有時當堂調解不成，則令親族鄉鄰堂下調解，而后再到堂上具結。

相較于官府調處，民間調處在中國古代社會同樣具有重要地位。民間調處大部分解決的都是“細故”等民事糾紛，背靠強大的地緣和宗族關系進行調處。一般是通過“私和”或“訴訟外調處”，先找親鄰、族長、里老等調處解決，而不去官府申告。例如，明代設立的申明亭，“凡民間應有詞狀，許耆老里長準受于本亭剖理”（《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六《刑律·雜犯》）。需要指出的是，歷代國家法律雖對民間調處多持寬容態度，但對于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命案等，則明令禁止私下和解。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所蘊含的“無訟”理念，將法律嵌入社會倫理與日常生活中，追求社會的和諧穩定，成為中華法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家法族規、鄉約民規、糾紛調處，“無訟”的理念和實踐，不僅在歷史上為社會秩序的穩定作出貢獻，而且為當代法治中國的建設提供寶貴經驗。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古代雖然倡行調解息訟，但由于當事人之間貴賤不同、貧富不同、親等不同，因而也會出現某種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這是由社會性質所決定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2]，強調“要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3]。借鑒傳統的“息訟”模式，可以有效分流案件，引導當事人選擇非訴方法解決糾紛，對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有著重要啟示意義。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充分挖掘“無訟”所蘊含的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將其與現代法律制度有機結合，不僅有助于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統一，而且將為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持續注入文化動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導】  

注釋略

責 編：劉 明／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