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赫魯曉夫所開啟的蘇聯改革進程走走停停，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則出現了停頓和后退，積累了大量的社會難題，使蘇聯社會失去了活力，也使蘇聯民眾對蘇共失去了信心。中國在改革開放伊始就認識到改革是持續的、長期的事業。中國的改革進程首先從經濟體制開始，政治體制改革隨后穩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解放了生產力，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增速保持在10%左右，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黨和政府通過經濟績效實現了人民的信任。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有的問題還非常尖銳。例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進入高發期、社會公平正義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等。若利益結構失衡，公平正義缺失，依靠單純的經濟增長而贏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⑤只有通過進一步改革，尤其是通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才能根除權力尋租，消除腐敗，打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會，使全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有安全感，使人們對未來有一個安全而穩定的預期，才能使民眾不僅對經濟發展前景有信心，也能提升公眾的制度自信。
第三，通過制度建設構建現代政治信任。蘇聯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治社會，人治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尊重制度。與傳統社會政治信任建立在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意識形態熱情上不同，現代政治信任要依靠制度來規范和約束政府的行為，使政府的運行具有確定性和可信性，從而給社會一個穩定的預期。制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礎，政治信任關系的建構只能靠制度。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制度信任建設方面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政治信任的對象已經由過去的對政治領袖的信任轉變為對政治制度、政治價值、公共政策、公共組織等不同層面的信任。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使政治權力的公共性更加明確地顯露出來，其運行的確定性、可控性、責任性、可信性日益增強，市場經濟培育了民眾制度信任的品格，他們不再相信權力，開始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公共權力，懂得了依法維權。⑦不過，當前我國建立制度信任的過渡性特征十分明顯，說明制度建設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第四，構建合法表達不信任的渠道與機制。蘇共長期依靠強制力量封閉了人民合法表達不信任的渠道，克格勃是維持蘇聯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黨的劍和盾”，是“勃列日涅夫穩定”的威懾機制，維持著蘇聯有秩序而無信任的社會。⑧其實，現代社會政治信任的建立需要“不信任”得到有效表達。“一種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達和聽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評價為有效或者被駁倒，那么由于這種透明性給公民們提供的保證，它值得信任。”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積極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中形成的優秀文明成果，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表達政治不信任的制度，推動了我國政治信任制度的建設。通過政治不信任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公共權力才能不妄為，才能為民所用，得到人們的信任，凝聚民眾的信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啟的是一條全面改革之路。改革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對自己的背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選擇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的道路，我們應該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斷完善制度體制，沿著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之路繼續走下去。
如何理解我國公眾普遍存在的社會焦慮
新中國成立后，新政權獲得政治信任的基礎與蘇聯早期類似，都是建立在對領袖人物的政治信任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上，同樣屬于所謂的傳統政治信任。但中國在向現代政治信任制度過渡的過程中，在維護社會大眾的傳統政治信任的同時，又通過建立經濟績效獲得了公眾的政治信任。但不可否認，還有一些現象反映了伴隨經濟迅速發展而來的焦慮或者不自信，這些社會上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焦慮，表現出部分國人對制度的不自信。
對于前進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并不回避，承認“我們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⑩當前社會中出現的焦慮，正是從傳統政治信任向現代政治信任過渡階段所不可避免的現象。關鍵是，我們如何認識這些焦慮存在的根源，更好地推進改革，通過不斷完善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制度自信。
首先，制度變遷對公眾的傳統價值體系形成沖擊，造成了人心的迷茫。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經濟所特有的效率和競爭機制，必然導致財富和貧困在社會兩端的積累，同時由于制度建設往往滯后于實踐，從而導致貧富差距的拉大，對從平均主義時代走過來的人形成巨大的心理沖擊;政治民主化的推進，法治取代了人治，個人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公民的參與意識和獨立意識都得到了發展，表達自己不同意見的期望越來越強烈;同時，各種政治亞文化開始出現，與主流文化相互碰撞。在傳統價值觀念受到沖擊，而新的道德平臺尚在建立的過程中，容易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影響民眾對國家未來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