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新加坡政治領袖提出了“亞洲價值”的思想，稱自由民主原則和實踐不適合該地區，這掀起了一場關于人權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重要爭論。但這些討論大多忽視了新加坡領袖提出的另一個創新性思想：他們認為，現代政治制度應該由精英控制。
精英政治—領袖應該以德和才為標準選出—是中國和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政治思想家—從孔子和柏拉圖到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密爾—都致力于指出遴選最有能力在各種問題上做出合乎道德的明智判斷的領袖的策略。
但這類爭論在20世紀就基本停止了，部分是因為它們挑戰了民主的普世性。民主要求只有人民才能選擇他們的領袖；應該由選民來判斷候選人是否合適。既然民主制度賦予專家們（例如行政和司法職位上的那些）以權力，它就必須對民主選出的領袖負間接的責任。
但是，在新加坡，精英政治仍然是核心問題，該國領袖仍然宣揚，將以選擇最有資格充當領袖的候選人為目標的選擇機制加以制度化，盡管這樣做意味著限制民主程序。為了贏得支持，他們通常必須訴諸儒家傳統?？偫砝铒@龍解釋說，在儒家眾多的政治理想中，有一個仍適用于新加坡，那就是政府應該由“君子”治理，治國者有責任為人民做好事，并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1965年獲得獨立后，新加坡領導人通過主導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從而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但在過去幾年中，新加坡公眾對政治領袖的信任迅速降低，迫使政府采取了更加取悅于民的立場。
新加坡領導人仍認為精英官員應該高瞻遠矚，而不是糾結于選舉周期，但他們也承認增進平等、擴大政治參與的必要性。在這方面，他們放松了對政治言論的管制，也不再對反對者實施嚴厲報復。
此外，為了減少收入不平等、增強社會流動性，新加坡政府增加了在社會經濟上處于劣勢者和中產階級的福利，包括投資教育、降低醫療成本。這一新方針被稱為“仁慈的精英治國”（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 。
新加坡的精英治國論在國外鮮有支持，這主要是因為它不代表普世理想。相反，新加坡領導人總是強調，對于這個人口少、資源基礎薄、潛在敵人環伺的微型城市之國來說，確保能力最強者發號施令的必要性尤為緊迫。
盡管如此，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一種信念—新加坡的精英政治模式應該影響其他國家，特別是有儒家傳統的國家。從這個角度講，新加坡與中國的密切關系極有利于精英政治的傳播。
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千中國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經驗。盡管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無法照搬到中國這樣的大國，但它構成了一種模式，有助于促進中國當前的政治精英化運動。事實上，中國已發展出一套復雜而全面的政治領袖遴選和晉升制度，包括幾十年的歷練和官員生涯各階段的一系列考試。
這些按精英要求選出的領袖領導了一場經濟上的繁榮，讓數億人走出了貧困。但與此同時，腐敗、不平等、環境破壞等問題也出現了惡化趨勢。
為了扭轉這一趨勢，中國需實施以監督權力濫用為目標的民主改革。中國還需要進一步發展精英政治制度：政府官員應該以德和才為標準遴選和晉升，而不是根據政治忠誠度、財富或家庭背景。官員不應該僅僅因為在GDP增長方面的貢獻得到獎勵，還應該考慮在減少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和促進公共關懷方面的成績。在這方面，新加坡的仁慈精英治國制可以提供有用的借鑒。
全球實力平衡正在快速變化，我們無法再用西方自由民主標準去判斷中國的情況。作為中國政治傳統核心的精英政治之成效如何，幾乎肯定將成為評估中國發展的參照點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無人預測到中國經濟能在20年內成為世界第二。或許又一個20年后，人們會探討中國式精英政治如何成為西方式民主的替代性道路—甚至挑戰性道路。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中文版。貝淡寧是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教授。李晨陽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