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短工作時間、獲得8小時工作日的權利是國際工人運動的重要成就之一。19世紀后半葉，工人常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時。為爭取8小時工作日，各國工人經歷了艱難歷程，進行了長時間的不懈斗爭。在工人斗爭的基礎上，1866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通過決議：“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我們建議通過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為八小時。”⑧19世紀末，第二國際時期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訴求仍是爭取8小時工作日。在德國，社民黨和工會是領導工人斗爭的主力，斗爭使得工人工作時間逐漸降到每周60小時和每周48小時；上世紀50年代，經過社民黨和工會的共同努力，為工人爭取到每周5天工作日、40小時工作時間；到了80年代，某些行業甚至將工作時間縮短到每周35小時。
德國社民黨和工會還推動了企業共同決定的立法進程。從上世紀20年代起，德國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共同決定的法律體系，保障了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二戰后，在德國社民黨執政時期，共同決定的立法進程快速發展，基本建立了現代的職工共同決定法律體系，成為世界的樣板。此外，解雇保護、帶薪休假、母親保護、勞動保護、失業保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國社民黨和工會共同斗爭的成果。德國社民黨和德國工會聯合會雖然相互獨立，但又有廣泛的共同目標和行動上的相互支持。工會曾是社民黨擴大選民和黨員方面的主要依賴力量，也曾是競選時期社民黨真誠可靠的伙伴。德國社民黨最好的選舉結果就是通過工會實現的——1972年大選時，工人選票占到了社民黨總得票數的70%，勃蘭特因而被稱作是“工人的總理”。
從帝國時期開始，德國社民黨就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教育是決定性的解放工具，是無產階級提升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但是，直到二戰之后的阿登納時代，德國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都微乎其微。德國社民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倡導進行教育改革，實現了教育公正，使得眾多德國工人家庭的子女能夠上大學，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社會地位得以提升，最終脫離了工人階級的環境，進入主流社會，成為所謂新中間階層的主體，進而改變了德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民黨自身的結構，傳統的階級界限變得日益模糊。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德國社民黨對婦女解放運動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德國社民黨始終關注婦女解放問題，該黨創始人倍倍爾于1879年出版了著名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基礎上，系統論述了婦女解放的思想。這本書在初版之后的30年間，再版53次，被翻譯成十幾種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到1910年，德國社民黨的女性黨員人數達到8.3萬人，1919年，37位德國社民黨女議員進入帝國議會。二戰之后，婦女解放運動持續發展，德國社民黨于1977年成立了婦女工作委員會，并且在1988年做出規定，社民黨領導機構中女性比例不低于40%。目前，德國社民黨內的女政治家也日益增多，最近的兩任黨的總書記都是女性：即前任總書記、現任德國大聯合政府勞動和社會部部長安德麗婭·納勒斯和現任總書記雅絲敏·法依米。
德國社民黨所取得的成就曾令某些社會學家認為，社民黨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如德國著名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曾在上世紀末宣布社會民主主義時代結束了。但實際情況是，社會公正的目標還遠未達到。在新自由主義泛濫之后，德國社會重新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的現象。瓦爾特·伍倫韋伯在《反社會的人》一書中將德國社會描述成三個平行的社會：承擔了大部分社會責任的中產階級；占據社會主要財富的富裕階層不再是社會精英；領取救濟金的社會底層開始往下一代遺傳，而且不再懷有提高社會地位的上進心。這樣的社會還遠稱不上是一個理想的公正社會。此外，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各種差異造成的社會歧視現象也呈愈加嚴重的態勢。這一切都構成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現實挑戰。因此，作為解放者，德國社民黨今后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長。
改革者：永遠不變的精神
德國社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150年的歲月發展至今，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個簡單的利益集團政黨，而是能夠不斷進行自我革新以適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純粹的利益集團政黨很難持久，或早或晚會令自己變得多余。一個利益集團政黨如果成功了，就會不斷破壞其存在的前提條件，因為它最終實現并滿足了利益集團成員的利益；如果不成功，這個利益集團的成員就會離開，尋求新的、號稱更有效的政黨。德國議會歷史上曾有過許多純粹的利益集團政黨，但卻沒有一個能夠長期生存下來。
德國社民黨成立之初，德國還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工業發展剛剛起步。而按照社會學家的說法，當今的德國社會已經從工業社會過渡到知識社會了。德國社民黨的歷史縱貫前工業社會至后工業社會，期間的歷史發展天翻地覆，社會沖突的形式和內容不斷發生變化，社民黨的群眾基礎也在不斷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