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俄羅斯新聞網報道，這些原先被歸于敘利亞反對派代表的組織現在對反對派本身已構成了威脅，溫和反對派與激進反對派武裝之間已有交火事件發生。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敘利亞發生了化學武器事件。盡管理性的分析人士都認為，敘政府軍完全沒有必要在已占據戰場優勢的情況下使用化學武器，但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卻在第一時間認定是政府軍所為，并很快擺出要對其動武的架勢，西方輿論也配合造勢，各種言之鑿鑿的打擊計劃不時見諸報端，讓包括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在內的很大一部分人認為動武勢在必行。然而，化武危機最后卻“戲劇性地”以美俄達成協議而得以緩解。許多人對此深感意外，他們原以為美國至少會借機對敘實施軍事打擊，以幫助反對派扭轉在戰場上的劣勢。但筆者認為，這恰恰是國際和地區形勢發展使然，是奧巴馬政府顧及大勢而做出的必然選擇。

利比亞戰爭后的一年多里，中東變局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首先，那些“后革命國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亂后求治，治中生亂”的后續發展困境：一方面，國家重建，百廢待興，但持續動蕩使經濟短期內難以恢復，西方的援助承諾口惠而實不至，那些曾經為生計走上街頭并在推翻舊體制的革命中沖鋒陷陣的年輕人，眼下依然在為生計而苦惱，并積蓄著對新政權的不滿；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間、不同教派之間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勢力之間為爭奪國家權力及部族和教派利益斗得不可開交，導致治安混亂，政局不穩。最早“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其政治進程因為議會內部的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派之間的分歧而屢屢受阻。

2013年8月，突尼斯數萬民眾多次走上街頭示威，要求復興運動黨為首的政府下臺，負責起草新憲法的突尼斯制憲議會也被迫停止工作。利比亞的問題同樣嚴重，趁亂而起的各派武裝根本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整個國家幾近無政府狀態。而埃及出現的推翻穆爾西的“二次革命”比推翻穆巴拉克更為驚心動魄，埃及為此陷入巨大的社會分裂。

其次，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各國各種政治和宗教力量之間的博弈出現極端暴力傾向，地區安全局勢惡化。突尼斯是中東變局中的第一個，也是被認為轉型相對平穩的國家，但是2013年2月以來，反對派領袖人物肖克里·貝萊德和另一名反對派議員先后被暗殺，導致突尼斯陷入了全面政治危機。卡扎菲政權垮臺后，利比亞大量武器散落民間，安全部隊和警察的力量甚至還不及民間武裝。兩年來，部落之間和各武裝組織之間經常為爭奪地盤大打出手，暴力事件頻發，10月份更是發生了總理阿里·扎伊丹被前反叛組織綁架的事件。在埃及，軍隊與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的沖突已造成數百人傷亡。

更令人擔憂的是，流竄在中東各地的極端組織和恐怖分子重新在動蕩國家聚集，亂中取利，趁勢做大，成為影響地區穩定的最大安全隱患。據俄羅斯新聞網報道：敘利亞總共有10萬人在與政府軍作戰，其中1萬人是同“基地”組織有直接關系的圣戰者，還有3萬到3.5萬人是其他極端派別的伊斯蘭主義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