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生態環境危機的路徑：邊發展邊治理
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環境公害事件”的時候，中國正面臨人口和糧食之間的矛盾。馬寅初先生早在1957年就發表了《新人口論》，指出人口增長的速度過快將抵消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因而提出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對人口增長加以控制。但是，從戰爭廢墟中誕生的新中國仍然面臨著新的戰爭威脅，“備戰備荒”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因此，馬寅初先生倡導的計劃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其作為基本國策之后才得以貫徹落實。在此期間，中國通過毀林造田、填海造田、墾荒造田等活動擴大耕地面積，以期解決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同時，通過開展“上山下鄉”等運動，來緩解城市人口對糧食和就業的壓力。這些措施雖暫時緩解了中國人口對糧食的需求壓力，但是從中長期而言，這些措施卻造成了森林減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自然災害增多等更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從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圍內加劇了中國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原始工業體系，此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進入了后現代和后工業時代。中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樣遇到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的“環境公害事件”。1971年，北京市官廳水庫水質明顯惡化，引起周恩來同志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72年，原國家計委和建委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官廳水庫污染情況和解決意見的報告》，這份報告為中國治理生態環境污染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礎。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次就環境保護作了如下明確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期制定和頒布的環境保護標準還有《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以及《食品衛生標準》等等，使中國的環境管理初步具有了一系列定量指標。1979年，中國正式制定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
面對嚴峻的生態環境惡化現實，中國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環境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工業化水平以及生態環境現實，及時制定了一系列法規和標準，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環境治理法律體系。
兩種模式的本質區別
縱觀“先發展后治理”模式的歷史過程，在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西方發達國家并不缺少生態治理的市場、資金、技術和法治，從恩格斯1844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到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13年的《數字化勞動》，都揭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缺少的恰恰是對本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健康負責的人本情懷。真正促使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生態治理并取得顯著成效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大規模的生態社會運動，另一個就是生態帝國主義。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社會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規模，直到1970年4月22日，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發生了2000萬人的大規模環保示威游行活動，西方發達國家才真正重視并采取各種措施改善環境。而此時，德國魯爾工業區仍然晝同黑夜，日本的烏鴉也已難見蹤跡，倫敦霧都依然被霧霾籠罩，美國洛杉磯仍然不斷發生光化學事件。
西方發達國家在采用技術、法律等手段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向第三世界國家大規模轉移污染嚴重、能耗高的產業。比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將傳統汽車工業轉移到中國；中國利用自己廉價的土地、礦產資源和勞動力向全世界提供現代電子科技產品；美國通過世貿組織等以低廉的價格迫使中國出口環境污染嚴重的稀土資源。
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發展問題，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法治和技術等手段的基礎上進行“邊發展邊治理”屬于勢不得已。但是，中國發展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同時中國積極參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進程，關切全人類福祉問題，倡導并努力建設生態文明。在廈門的PX事件、四川什邡鉬銅項目事件以及北京霧霾治理過程中，中國各級政府都沒有采用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常采用的鎮壓或者拖延手段，而是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積極采取相應的整改和治理措施。
除東部沿海地區外，中國大部分區域還處在工業化、城鎮化中期乃至初期階段。貧困人口規模大，扶貧對象尚有1.22億，并且中國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資源占有量分別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鐵礦石、銅等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可采儲量，分別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 雖然中國始終強調和平崛起，不輸出革命和饑餓，不參與“生態帝國主義”，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如果中國將發達國家業已“完成”的工業文明模式作為追求目標，就必然與西方發達國家乃至第三世界國家因為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而發生矛盾和沖突。由此可見，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無法完全復制發達國家的工業文明模式，尋找包括新能源在內的全新文明模式，必然成為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乃至發達國家今后的不二選擇。
生態文明是中國在國內自然條件和國際政治條件雙重約束之下的一種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在全球性生態危機條件下對人類未來文明形式的一種理論和實踐探索，為全球性生態治理提供了一種綜合模式圖景。黨的十八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因此，全球性生態治理必將借助于市場、法治和技術手段，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領域著手進行綜合治理。
（作者為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生態問題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