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核心要素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則通過六個具體目標予以表述。如圖所示，三角形結構的外部構成了一個六邊形框架，筆者稱之為可持續性城市治理六邊形能動性（Agency）框架。這六個具體目標的制定主要是基于對前述丹麥經驗的總結。這個“結構—能動”體系框架可以幫助相關各方合力制定綠色發展目標，調整綠色發展戰略，進而從主體融合與互動過程中逐步實現可持續性城市發展。

城市治理與居民生活質量：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政策性建議

為了使該治理體系具有一定的行動指引性，在借鑒丹麥綠色空間品牌化戰略經驗基礎上構建了體現中國特色的城市治理創新體系，還需根據中國城市特點，對城市治理過程重新審視，進而推導出政策性建議，以期為推動中國“新綠色革命”進程、提升居民生活質量水平做出應有的努力。其對策性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可以借鑒丹麥“綠色空間品牌化”戰略思路，選取部分城市進行試點，打造中國特色的綠色城市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改革始終堅持著“先試點、后推廣”的模式。通過選擇特定區域進行試點工作，可以探索出一條科學發展的新路，從而為全國的改革與發展提供有效的經驗，同時也能起到積極的示范作用。2007年12月，經國務院同意，武漢城市圈成為中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兩型社會）”試點城市，這也是對“兩型”品牌化戰略的一次重要探索性實踐。武漢及城市圈內其他城市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知名度和關注度都在迅速提升，“試驗區”的稱謂業已成為湖北在對外開放政策下實施招商引資、招才引智項目的金字招牌。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如今的武漢城市圈乃至整個湖北地區能夠更多更快地引進資本、企業和人才，從而能夠促進那些符合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要求的建設項目往城市圈范圍內聚集，進而增強了整個城市圈的綜合競爭力以及對省內其他城市的帶動作用。正如丹麥哥本哈根市長弗蘭克·延森所說：“人們曾經認為環保的發展將限制經濟增長，但事實卻是綠色發展能夠有效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武漢城市圈作為改革試點已經明顯展現出打造城市綠色品牌的多重作用，而在我國的其他城市可以嘗試發展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綠色城市品牌，幫助推進中國城市可持續性發展。

其次，可以嘗試建立覆蓋全國的企業組織環保水平評估機構，構建企業環保樞紐式評估體系。評估機構的建設是開展客觀環境影響評估的重要基礎，沒有相應的評估機構則難以衡量企業對環境的外部性影響。嘗試對企業廠房建設到產品生產流通的整個環節進行有效監控，設計諸如建設材料環保性、污染氣體排放量、產品本身對環境危害度等綜合指標，來科學全面地評價一個企業的綠色化水平，同時依據評價結果給予一定的稅務獎勵或懲罰，進而引導企業積極轉型升級，在企業間營造一種追求可持續性發展的良性競爭氛圍。應該認識到，這類評估是一項系統性強、涉及面廣的工程，它不僅包含對企業基礎條件的評價，也包括諸如企業自身的環保能力建設以及社會公眾對企業環保形象的評價等，涉及到不同的部門與領域，所以建立專業的評估機構可提高評估效率和準確性。另外，對于評估機構的監督又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建立評估機構的同時也需要實施相應的立法、審計的監督，不管對于政府部門、企業組織本身，還是對于專業的評估機構，都要形成完善的立法和財務審計程序，這樣相互形成制衡關系，使企業環保水平評估機構更加透明化、陽光化以及科學化。政府部門應該賦予該評估機構一定的職權，能夠調閱不同企業的必要數據資料以方便評估的開展。應以專業的評估機構為樞紐，指導和執行各地區企業的相關評估工作，最終將可橫向、縱向比較的評估結果進行匯總。這么做既能幫助企業發現自身存在的問題并及時整改，同時也為政府部門的監管提供了具體的評判標準。

最后，應該將公眾融入到可持續性城市治理的過程之中，將公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評價新時期城市治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清楚認識到城市的綠色環境空間不僅能夠為具有差異化需求的各類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交場所，而且能從更深的層面幫助提升城市的商業吸引力與社會凝聚力，降低城市犯罪率，進而提升公眾的整體生活質量。因此，要將構建城市綠色空間、創新城市治理模式與提升居民生活質量水平緊密結合起來一起考量?？梢砸雴柧碚{查等科學化資料收集方法，嘗試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眾、政府、企業主體間動態評估機制。通過運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等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搜集公眾環保行動參與水平以及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環保工作的滿意度評價等實證數據，然后對公眾的評價進行分析，了解公眾的城市環保需求與之前相比是否產生了變化，公眾對于不同的綠色環保領域重要性判斷是否有了改變。最后，根據這種反饋信息咨詢相關專家意見來幫助調整城市整體綠色發展戰略。在下一次評估中，要運用調整后的評估標準進行新一輪的評估工作。這樣處理能夠將政府、企業與民眾的環保需求有效對接，從而保證更為科學地評估城市綠色發展戰略的執行效率及其服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