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治理”的邏輯特征：更具“融合性”和“共治性”

隨著全球互聯時代、自媒體時代、隨時移動時代的來臨，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科學家、人文學者開始意識到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重新返回“計算”，一種基于“信息大爆炸”、“大數據”條件下的“云計算”，開始逐步成為人們思維、決策和社會行動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選擇方案，這對經濟和社會運行、社會發展究竟意味著一種怎樣的深刻的創新與變革？大數據、云計算所引發的社會“治理難題”背后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邏輯特征呢？

自1989年世界銀行運用“治理危機”來概括非洲發展狀況以來，“治理”作為與“管理”相區分的一個詞匯，受到各方面的關注。世界銀行將其界定為具有預見性、開放性和啟發性的決策過程，政府負責任且充滿活力和敬業精神。20 與西方英語世界所談論的“治理”不同，我們在移植該術語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我們自己的概念邏輯判斷的獨特指向，將其與社會和諧、社會控制相關聯，而不僅僅是一個“管理方式”的轉型，更帶有鮮明的“價值選擇”特征。

技術、人文和社會相互融合。首先，從概念內涵的角度看，“大數據”推進了“數據化生存”的整體境遇，但“大數據”并不是獨立發揮作用，而是與人類的諸多原有“成果”進行聯結，打破了部分人、部分地區限制知識與文化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的本質應該是一種更高形態的“輔人技術”，不能將其神秘化。其次，“云治理”是一個更為普遍化的“社會技術”概念。大數據的低門檻，增強了每個人參與現實、表現自我、改變現實的能力，使每個人進入“自由交往”的機會也不斷增大，具有高參與性、強滲透性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必然對網絡經濟、網絡政治、網絡文化，以及相關的現實問題，都產生直接而鮮明的影響。第三，大數據是一個更具主體性的“技術人文”概念。大數據是“高技術、高人文”相互融合、彼此沖撞的客觀產物，如果僅僅強調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就會降低“大數據變革”所具有的整體意義。毫無疑問，大數據是信息技術選擇和進步的產物，但技術的選擇本身就內涵了歷史人文的選擇因素，而且技術發展越快，人文的選擇性也就越強。在犁與推土機的時代，人文的選擇是“不得不”，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人文性的彰顯并不突出；在大數據所構造出的信息時代，人文的決定和選擇性日益鮮明，更多的圖式、途徑拓展我們的選擇空間，以至于可以說，大數據時代是愈加承受個體與群體選擇的時代。21 僅僅從信息技術角度，強制性進行角色承當和社會選擇，仍然是單維的發展之途，不利于“技術人文”的豐富與拓展。

實體治理和虛擬治理相互融合。“大數據”開啟了新一輪“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之間更為繁復復雜的彼此互動和影響。目前出現的最大的問題是：純粹網絡技術的忽視和社會現實管理之間雙方各自為政，缺乏實質性的互動和協調。

治理效率和治理風險相互依存。諸多大型數據庫的擁有者、使用者們，尤其是“CEO、CIA、CSO（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以及（或者）數據庫管理員”，“他們都想知道怎么可能把企業最有價值的資產——數據——發送到防火墻之外”。22 但是，隨著網絡“開放性”23 的程度越來越高，黑客的“低齡化”程度越來越明顯。這無疑更增添了網絡規制的難度。大數據時代的“數據安全”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著悖論的難題：一方面，大數據需要大量的可供分析的數據資源，這是形成大數據的技術基礎；但另一方面，將私人的諸多信息，如客戶身份信息、健康狀況、財務狀況方面的數據等，移到“公共計算網絡”的數據平臺，會帶來更大的數據利用、更改、盜用風險。全球化、信息網絡化和大數據確實在給人類帶來革命性變革的同時，也產生了許許多多難以規制、難以管理的新問題，這增加了網絡立法的艱難性。但為了維護網絡社會——人類虛擬世界的秩序，必須認真研究和制定網絡法律和法規。網絡學視域中的網絡法，是現實的法律和法規在網絡世界的反映和延伸。

分散治理和集成治理相互結合。這種日益擴大的流動性、分散化、龐雜性、碎片化的社會存在方式，背后隱含著“大數據”高信息、高計劃性的分析與謀略。顯然，大數據是一種不斷提升社會整合、社會聯系的先進工具。正是借助大數據，我們可以擁有更好的醫療服務，更少的意外事故，更高效的市場格局。基于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想象社會主義之于人類未來的可能性。

數據自由和社會控制的彼此悖論。“大數據”產生的直接根據在于，各種數據之間能夠暢通無阻地聚集、利用和比較，這就給“數據協議”提出更高的技術要求，對社會規制的整體邏輯提出新的要求。既要彈性，又要安全性；既要專用性，又要開放性。二者“兼得”如何可能呢？“有選擇，才會有更多的企業使用云計算。妨礙多樣化進程的供應商，最后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供應商仍然有很強的鎖定客戶傾向。”24 “被鎖定”的單一、專用的渠道流通和控制模式，盡管意味著不自由，但也意味著“安全”、不會被侵擾。對此有人提出四種不同的邏輯指向：第一種是“政府治理”為主導；第二種是獨立規制，由業界自己建立的機構來規制互聯網；第三種是自律，例如申訴委員會有權實施制裁；第四是自然控制，即根本不施加規制。這些爭論顯示出其背后社會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差異。

總之，“云治理”以超越社會傳統治理的邏輯形式，使得“社會治理主體”的社會化，解決社會資源閑置和無效的社會難題成為可能。在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中，“主控性的社會治理”是最突出的特點，而大數據促進了“公共信息”、公共資源乃至私人閑置資源的分享與流動，這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為強烈的挑戰。這意味著，純粹的“公私界限”分立的“治理模式”，盡管在邏輯上成立，但在“云治理”的視野下，遭遇到共治、共享的新價值觀念和龐大社會需求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