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發展轉型亟需穩定的社會預期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降檔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政府治理應該拋棄單一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助思維，轉而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必要的制度環境。
四萬億政府投資刺激計劃的實施對緩解全球金融危機的急劇沖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經濟下行的長期趨勢不會因為短期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而發生逆轉。當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在全球金融危機后普遍步入再調整階段，當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逐漸退出后，自2001年加入WTO后便逐漸依賴世界市場的中國經濟終因世界市場需求萎縮而不得不面對諸多行業產能過剩的困局。人口紅利在2005年后逐漸消退，房地產紅利因價格高企和供求關系轉變開始下滑，出口紅利也因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再平衡而趨于喪失。當21世紀前10年支撐我國經濟的三大動力逐漸弱化之時，我國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階段降檔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現代增長理論表明，由勞動力、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無法長期維續，長期經濟增長的最終驅動力在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對于身處“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中國經濟而言，依靠生產要素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新常態下的發展轉型必須走以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為核心的集約型增長道路。為此，重新審視既有的制度基礎設施存在的缺陷，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提供必要的制度環境，是未來政府治理中的關鍵一環。
技術進步源于持續的研發活動和“干中學”。盡管研發活動有望帶來巨額的回報，但也隱藏著巨大的風險。正因如此，低成本的模仿創新成為諸多企業實現技術進步的主要途徑。然而，模仿創新終究無法占據產業價值鏈的頂端，這使得我國雖成為“世界工廠”，但在體現產業分工的“微笑曲線”中，卻只能被動地處于附加值最低的中段（組裝、制造），而附加值最高的左段（技術、專利）和右段（品牌、服務）均為外國企業所把控。應當說，作為后發國家，由于缺乏研發資金和人力資本儲備，借助模仿創新以實現技術進步，本身便是后發優勢所在。但也應當看到，模仿創新一方面會減弱社會對研發活動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也會弱化社會對專利保護的重要性的認識。
對于政府而言，一提到推動技術進步，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給予稅收優惠和財政補助。然而，從基礎性研究層面到應用性開發層面，技術進步有著十分復雜的內容構成，有限的政府財力應側重于投放到基礎性研究領域，而不是側重于投放到商業性的應用開發領域。研發活動的確常常帶有很大的風險，但如果從事這種風險性的活動能夠給廠家帶來一定年限的獨占的超額利潤，那么市場上的逐利資本則會愿意投資這類活動。因此，重要的是政府要切實保護專利權和專有技術權，而不是訴諸單一的財稅政策上的優惠。專利權、專有技術權直至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便是政府能夠給予發明者、發現者和創作者，以及潛在的發明者、發現者和創作者的最為明確的回報和穩定的預期。
技術進步源于人的思想及其實踐。因此，掌握技術進步鑰匙的人便不再是簡單的勞動力，而是人力資本。鑒于此，通過教育、培訓和實踐的方式，讓更多的人源源不斷地轉變成能夠推動技術進步的人力資本，將是關乎我國能否順利實現新常態下發展轉型的根本。在社會生產實踐中，由于作為勞動力的人只是手段，是被動的，而作為人力資本的人不僅是手段、更是目的，不僅是被動的、更是主動的。因此，就治理變革而言，要求政府實現理念上的根本轉變。既然人力資本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那么不論是市場經濟本身，還是其賴以運作的制度基礎設施，都應當以人為本，并最大程度地為人力資本的有效積累提供有力的保障。而以人為本和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的要義，仍在于讓社會公眾形成穩定的社會預期。事實上，公眾只有在穩定的社會預期中，而不是在匆忙不定、浮躁不安的拼搏勞碌中，才會有更多的閑暇和心境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才會有穩定的心態去從事一些短期難以獲得回報的基礎性研發活動，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才會迎來真正的動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