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區域生態環境治理方面難以形成有效的政府激勵機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對地方政府及官員的政績考核仍然偏重于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即GDP增長率，這使得地方政府及官員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本地區經濟發展規模上，從而忽視了經濟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的關系、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本地經濟發展與區域協同發展的關系。雖然，在嚴峻的生態環境壓力下，我國已將生態環境質量納入對地方政府及官員的考核體系，但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將不得不繼續把精力集中在發展地方經濟上。此時，地方政府基于發展本地區經濟的考慮，對于區域大氣污染等防治考慮更多的是，其資金投入與收益（包括補償收益）是否對等，這些資金投入是否會影響本地區GDP增長，這些資金投入是否會在短期內形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激勵機制缺失的情況下，上述思維定式將持續存在，區域間難以建立有效的“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和“區域生態環境聯防聯控機制”。這表明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在依靠市場手段來調節的同時，更需要建立系統性的激勵機制來推動，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激勵機制體系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生態環境保護一體化，并強調要推進協同發展機制體制創新，為突破京津冀生態環境治理面臨的機制瓶頸創造了條件。2015年，京津冀三地環保廳局正式簽署《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協議》，明確以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為重點，以聯合立法、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監測、協同治污等10個方面為突破口，聯防聯控，共同改善區域生態環境質量。未來隨著京津冀三地生態環境治理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稅源共享機制、治理資金籌集機制的建立，京津冀生態環境治理將具有堅實的制度基礎。

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助于建立區域統籌協調發展新體制、建成區域協同發展示范區

區域協同發展一般是指區域內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開放、共同發展，并不斷縮小差距的過程，其目標是推動區域內空間結構、產業結構合理布局，實現區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在新型城鎮化建設背景下，區域協同發展還應按照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以提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質量。區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是個“老大難”問題，這些問題的長期存在與要素流動面臨顯性和隱形壁壘、區域發展的統籌機制欠缺等密切相關。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制度設計已經完成，這意味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了通過協同發展機制創新，實現重點領域突破及實現協同發展的核心任務的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機制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協同發展機制創新”來彌補協同發展機制缺位。過去京津冀協同發展機制體系側重政府層面的治理合作機制建設，但由于利益協調機制的缺失，使得協同發展機制僅能扮演務虛角色，無法真正推動京津冀地區實現協同發展。“協同發展機制創新”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形成完整的區域協同發展機制體系，推動區域內空間結構、產業結構優化，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質量，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二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以最具效率、最適配的方式，以有效銜接的進程構建新型“協同發展機制體系”，如將利益驅動融入“協同發展機制創新”中，以市場機制實現空間結構、產業結構優化效率及生態環境優化效率。三是以“公平發展”作為“協同發展機制創新”的重要內容。各相關主體各自以“成本外部化”“公地悲劇”等損人利己方式來達成個體目標，則有損于整體的協同發展目標。各區域之間、城市與區域之間、不同類型城市之間、城市內部各主體之間，應當公平地分享協同發展福利、公平地承擔協同發展責任及成本。四是將構建“交通、環境及產業協同發展機制”作為現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機制創新”的核心內容。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突破口，彼此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性，構建有助于三者協同發展的機制是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形成首都經濟圈新經濟增長極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