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中我們常談“寄希望于人民”。這一認識沒有錯。沒有雙方人民支持的外交不能持久，無法深入。但同時，中日間國民感情的走向，也呼吁我們對“寄希望于人民”有更理性更現實的思考。如果把這一說法口號化，恐怕得到的只能是不解和失望。國民感情的基本考量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源于國家實力，而國家實力最直接的體現是經濟軍事為主的硬實力。當硬實力發生不利于本國的變化，并且同時競爭國硬實力突飛猛進時，要求對競爭國國民感情保持友好樂觀，從結構上講難乎其難。畢竟國際關系不是歌頌共同參與、平等友愛的奧林匹克。國與國之間有關安全、領土、能源的競爭是不可回避的。以利己為原則的國際關系，拒絕一廂情愿式的感情牌。友好也罷、對抗也罷，都是建立在權力對比這個物質基礎上的。現實主義理論的這個認識，并沒有過時。
盡管中日雙方在過去的十年間做出過修復友好關系的努力，但雙方硬實力的轉變，各自在國際關系中的定位都還在進行中。尤其從日本的角度講，除非全民能打破文化壁壘，成為美國式的開放移民國家，否則其人口將加速減少。在“少子化”和“銀發化”的雙重壓力下，到本世紀末，日本人口將只有本世紀初的一半，經濟在全球的重要度也不過和今日的土耳其在全球的地位相當。這一變化，對日本上上下下的沖擊，從物質到心理都將是巨大的。因明治維新而起、勃發百余年的日本，需要時間調整適應“往下走”的定位。中國固然在向世界大國邁進，但“往上走”的道路同樣面臨各種挑戰和風險。讓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適應新角色、接受新權力、履行新義務，同樣需要時間。中日擁抱、干杯、高呼“友好萬歲”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雙方硬實力差距應會進一步擴大。雙方國民感情為指標的軟實力的赤字，恐怕會長期化。對此，兩國的政府和民間，都要有一顆平常心。從某種意義上講，中日兩國正在進行新一輪的關系正常化：對抗但避免對打，并在對抗中尋求合作。這種白開水溫度的中日互動，很有可能成為雙邊關系的新常態。
民間交流：憎惡小泉與喜愛櫻花并不矛盾
最后談一談民間交流。今天的中國和日本，互為雙方最主要的貿易伙伴之一。每天來往于兩國間的航班有上百架次。對于越來越多的雙方國民來說，北京和東京、上海和大阪、西安和沖繩，都成了說走就走的目的地。
西方政治學將國際交往分為“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和“低級政治”（low politics）。民間交往屬于后者。這些交往層次低但效果不低。它們來之不易，幾十年來越拓越寬，造就了中日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是維系中日和平的重要紐帶。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不能把中日關系的根本好轉寄希望于“低級政治”。政府間的“高級政治”問題，還需要政府拿出解決問題的勇氣和能力。民間交流在雙方政府有發展關系的意愿和人民有友好渴望時，會對“高級政治”有推動作用。否則，民間交流能做的，恐怕只是自保而已。中日“高級政治”和“低級政治”互動的歷史，正體現了這一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