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軟實力上看，我國已經參與或共建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等多邊合作機制，這些多邊機制將有助于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通與合作。此外，我國已經與東盟、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過程中已經較為充分地積累了可參考、可復制的區域經濟合作經驗，這為今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繼續推進雙邊經貿關系乃至區域合作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從中國政府強有力的政策引導和推進成效來看，“一帶一路”戰略早已脫離了規劃和設計階段。2014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對“一帶一路”建設規劃了頂層設計。隨后在推進“一帶一路”工作會議上，張高麗同志明確要求要確保“一帶一路”建設在2015年實現良好開局，要瞄準重點方向，聚焦重點國家，加強重點領域，抓好重點項目，加強指導和協調，突出重點地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全國一盤棋。②國內一些省市已經開始率先啟動地方版的“一帶一路”戰略，全國有31個省市將“一帶一路”寫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央與地方政府兩個層面都在積極推進《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相關配套政策和實施方案的制定與落實。據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負責人介紹，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達到120.3億美元，同比增長66.2%，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老撾、印尼、俄羅斯等國家。同期，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57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3059個，新簽合同額達到5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4.3%，同比增長24.9%，主要涉及電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訊工程、石油化工、交通運輸建設等領域。③

總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被認為是不失時機、恰逢其時。在增速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戰略將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協同推進將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風險與挑戰

從安全環境層面分析，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于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并沒有有效地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影響因素在增多，維護安全的成本也在隨之上升。毋庸諱言，“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及的部分國家局勢緊張，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伊拉克、敘利亞等。北非、中亞一些國家也被視為安全環境復雜多變的國家和地區，其中部分國家政局雖然趨穩，但局部地區武裝沖突時有發生。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面臨新舊政權交接問題，政權更迭引發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還有一些國家在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脅破壞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恐怖活動不容小覷。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穩定因素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沿線國家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的議題。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應急管理處置能力嚴重不足。在近一兩年內，涉及中國公民的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襲擊、搶劫、綁架和排外事件已經嚴重威脅到中資企業及駐地機構有關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中國在當地的企業投資、項目工程等經貿合作以及境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其影響是長期的、復雜的，這些問題都將是雙方、多方共同應對和合力處理的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