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16年，全球極端主義形勢的最主要特征體現為：在政治極端主義層面，西方世界左右翼極端主義政治勢力愈發強勢，不斷改造著西方政治、社會形態，政治極端力量與民粹主義的當代結合，成為塑造西方政治未來圖景的最不可控變量；同時，在社會極端主義層面，本土社會以保守排外為特征的極端情緒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相互刺激，極端主義的惡性循環正在顯現。

【關鍵詞】極端主義  政治極端主義  社會極端主義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極端主義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囊括了包括政治極端主義、社會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極端主義等一系列不同的運動與訴求。

政治極端主義日益主流化，在極端右翼政黨方面更為突出

2016年，各種形態的政治極端主義繼續發展，在國家與地區層面的競選政治中獲得愈發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國家，例如美國、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甚至已經被證明具有左右政局的能力。事實上，學界與主流媒體所高度關注的代表極端右翼的“特朗普現象”與代表激進左翼的“桑德斯現象”遠不僅限于美國，在2016年12月4日結束的奧地利總統大選中，典型地體現了極端右翼與激進左翼候選人的對決。與此同時，經歷過兩輪地區選舉后，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成為事實上的最大贏家，黨魁瑪麗娜·勒龐闖入2017年總統選舉次輪角逐似無懸念；聯系到2015年已經執政的希臘左翼激進聯盟，西方世界近年來極端左右翼政黨不斷崛起，這些過去長時間處于邊緣地位的政治力量及其訴求已經進入主流政治。

激進左翼和極端右翼政黨不斷崛起與勢大，并不完全意味著政治光譜左右差距的拉大，事實上，在政治極端主義逐漸成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的情況下，傳統的左與右、溫和與極端的界限均已經越來越模糊，一方面，極端政黨吸收了主流政治的關切議題，占取了主流政黨相當部分的傳統支持群體；另一方面，主流政黨也開始吸納部分極端訴求，極端議題進入主流政治辯論。政治極端主義的日益主流化，在極端右翼政黨方面更為突出。

首先，在2016年歐洲的數次重要國家與地區選舉中可見，極端主義政黨或選舉人的選舉口號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尋求與主流政治關切相結合。突出體現為與前幾年相比，極右翼政黨在繼續強調極端訴求的同時，也兼顧傳統意義上并不屬于極端右翼，甚至右翼的議題。在傳統左翼當代衰落的情況下，極端右翼通過為底層民眾發聲，相當程度上獲取了這一部分民眾的支持，2016年的情況多次證明，這是極端主義政黨進入主流政治的有效途徑。

在2016年12月奧地利總統大選中，來自激進左翼的當選總統亞歷山大·范德貝倫的支持者更多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級，相反，來自極右翼自由黨的諾貝特·霍費爾吸引了大量原屬于左翼支持群體的藍領階層，之前5月的選舉中，甚至有高達86%的工人都選擇支持霍費爾。而如果將法國2016年地區選舉與上世紀70、80年代相比較，將會發現“國民陣線”已經基本占據了大多數原屬于左翼政黨的支持地區，在13個大區中的兩個，即北部－加來海峽－皮卡第大區和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藍色海岸大區，左翼甚至退出了地區選舉，形成極右翼與中右翼政黨角逐的情形，這在2015年之前的選舉中很難看到。

其次，為了贏得選民支持，傳統主流政黨也開始部分地吸收極端主義訴求，一些從未進入歐洲政治討論的極端或保守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問題等，進入了選舉辯論。在2016年法國選舉電視辯論中，中右翼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與“國民陣線”黨魁勒龐在社會議題的保守性、移民與對伊斯蘭態度上呈現極大的相似性，兩位候選人都希望修改同性婚姻法，菲永更是得到了反同性婚姻運動的支持；雙方在移民和伊斯蘭問題上都持強硬態度，菲永希望收緊對難民的社會補助和國家醫療補助，并多次強調保護國家傳統文化，否認法國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這幫助他得到不少極右選民的支持。無獨有偶，即使相對包容開放的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也不得不在極端政黨的挑戰和民意壓力下一改之前對移民的態度，在不久前基民盟黨代會上表示德國應禁止罩袍，德國法律優于伊斯蘭法，2015年的難民潮不會再重演。

因此，在政治極端主義日益主流化的背景下，當前歐洲政治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傳統主流左右政黨在共同遏制極端政治勢力方面的合流，二是極端與溫和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這兩大趨勢的一個重要連接點，在于民粹主義。近年來，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極右翼勢力在歐洲的群體性出現，是歐洲民眾反體制情緒集中爆發的體現。民眾的不安心理在主流政治中找不到合理的解決路徑，民粹主義依托極端民族主義及時填補了政治代言的真空地帶，充分利用并煽動人們對于危機和未知的恐懼心理為其政治目的服務。而政治極端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深度結合，導致在動員方法上，迫使傳統主流政黨也不得不采取類似極端政黨的民粹動員方式，加強對于“傳統”及“愛國主義”話語的強調，“用對手的手段擊敗對手”。短期而言，主流政黨的這種民粹式選舉動員方式是有效且必要的，但在長期來看，主流政黨在動員手段方面與極端政黨的趨同到底是利是弊，是否會更大地刺激后者的發展、改寫歐洲民主傳統，尚有待觀察。

各派別極端政黨在2016年西方各國各層級選舉中的表現充分說明，政治極端主義已經逐漸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主流政治力量。

社會右翼極端情緒已經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2016年的世界極為不平靜，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西方世界持續蔓延，制造了法國巴黎與尼斯、比利時布魯塞爾、美國奧蘭多、德國巴伐利亞與柏林等多地的恐怖襲擊。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是當前反激進化和去極端化研究的核心議題，更是各國加強執法維穩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往往被忽視的是，伴隨著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深入，近年中東難民潮的涌入、各國在應對難民危機方面的低效，特別是惡性大規?？植酪u擊的持續發生，主要體現為極端保守排外，以排斥內外穆斯林群體、拒斥伊斯蘭文明為顯著特征的社會極端主義也在同步升溫，歐洲社會生活中的極右排外情緒已經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2016年10月16日，巴黎街頭數萬人上街反對同性婚姻和穆斯林移民，希望在2017年總統大選前再次開展相關論辯。同樣的極右運動也發生在德國，3月和5月，右翼極端主義者兩次在柏林組織游行示威，規模均達千人，“公開宣揚仇恨，反對我們的國家，反對我們的社會，反對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士，反對移民，也反對警察”，參與者多為新納粹分子、流氓、所謂“德意志帝國主義者”以及摩托飛車黨。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當前的極端右翼組織不僅包括“白狼恐怖團”這樣的新納粹組織，還包括更加具有隱蔽性的諸如“歐洲愛國者抵制西方伊斯蘭化”（也稱“佩吉達運動”）等社會運動。在10月3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和總統高克等政要在德累斯頓出席德國統一26周年慶典時，遭到了在場數千右翼人士的抗議，當天抗議的人群即主要來自“佩吉達運動”。目前，“佩吉達”的影響力已經超越國界，在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歐洲國家形成一定規模，在不同國家組織類似的反移民活動。

可能更值得警惕的是，極端社會情緒正在醞釀產生新的基層極端政治組織。例如，在2016年3月和9月，德國執政黨基民盟和社民黨在三邦議會選舉和柏林地方選舉中遭重挫，相反，兩次選舉中均看到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該黨在9月選舉后首度進入柏林市議會，甚至還已獲得德國16個聯邦州中的10個州的議會議席。同時，在“佩吉達運動”中，也有不少極右翼黨派“德國國家民主黨”的成員，這些成員試圖通過排斥穆斯林等方式來獲得極端保守主義者以及新納粹分子的政治支持，為其在將來的德國議會選舉中積累更多的政治能量和籌碼。

種種事實已經證明，社會右翼極端情緒已經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從社會安全角度而言，社會極端保守排外情緒的上漲根本無益于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反而落入了恐怖主義的邏輯之中；而從政治安全而言，來自歐洲本土的社會極端主義，與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相比，其威脅絲毫不低，甚至更為嚴重。它裹挾民意的不滿而不斷政治化，正在演化為一個獨立的解構性力量。歐洲不能任由一個極端的惡性循環出現，因為這將在長時期內侵蝕歐洲幾十年來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建設成果，甚至毀掉歐洲上百年的民主根基。

2016年2月13日，時任法國總理瓦爾斯與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會晤后稱，歐洲已進入一個“超級恐怖主義時代”，而在這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的時代中，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各種極端主義的影響。如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于9月21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強調：恐怖主義現在并非來源于某個具體國家，其來自完全另一個空間……而要有效應對現代挑戰，國際社會應協力打擊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包括伊斯蘭恐懼癥和新納粹主義。這不僅是歐洲的問題，更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共同面對的緊迫難題，需要認真思考。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博士后沈曉晨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包剛升：《極端主義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挑戰》，《文化縱橫》，2016年第3期。

責編/周素麗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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