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貴、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

早在古代，我國就崇尚“親民”、“重民”、“愛民”，民本思想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為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中國人自古以來強調民本，認識到民眾對于治理國家、鞏固政權具有重要意義。“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常常被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作為民本思想的根本標志，意在強調只有人民安穩，即國家的根本牢固，國家才會安寧。在政治統治中，要把人民放在首要位置。早在堯舜禹時代，就把民眾和糧食、喪禮、祭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民眾在這其中成為重中之重，強調“所重：民、食、喪、祭”。 孟子則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 以此強調了民眾是國家統治的基礎。更有荀子把君民之間比作舟與水的關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正因如此，統治者也認識到了在執政的過程中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和支持才能夠擁有穩定的政治秩序。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善待百姓作為實現統治穩定的重要途徑。

中國人對“民本”、“人本”的重視和關注對古代社會政治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近代以來，中國人又通過“民本”思想認識并借鑒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從而鑄就了今天的中國人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追求。關心民疾，改善民生，得民擁護，并且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些民本思想的傳承與積淀，為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發展與建設提供了經驗。毛澤東同志就曾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也成為了現如今我們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路線。

當然，我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維護君權基礎之上的，與現代的民主思想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古代思想家安民、重民的民本思想是專制體制下政治理論的組成部分，統治者的眼中只有臣民和子民，民本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因此，傳統的民本思想注定不會成為今天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民主思想，也無法替代現代民主理論的價值和地位，但是它所包含的現代民主思想的因子和民本思想本身的精華是在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中所不能忽視的。

“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傳統

我國很早就有了在治國理政上的經驗和實踐。其中，以德服人一直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提出“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到西漢時期逐漸形成了以儒家德治為主、并借鑒法家法治思想的治國方略。之后在中國漫長的政治實踐中，“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之道被歷代君王所采用，并延續了兩千多年。

孔子高度重視道德的政治功能，強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孟子也主張道德要有至高的地位，并且要有方法和策略，強調“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在主張德治的同時，是沒有否定法治的，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強調刑罰是不能廢的。而傳統法治思想在主張統治者把“法”作為治國和統一天下的主要手段和方法時，也沒有排斥德治。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儒學認為單一的法治已經不適用于當時繁榮的社會發展現狀，應該德法兼用，“禮法并用”的治國方式應運而生。自此，德與法二者走向了互補狀態，這也為現代社會的德治與法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文化遺產和政治智慧。

從我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狀況來看，“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之道對于緩和政治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用儒家所倡導的仁德來約束君權，用任人唯賢來整頓吏治，最大限度地促進了在我國古代特定的歷史條件和階級條件下社會矛盾的調節與緩和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但是它與現代社會中的法治與德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是因為我國傳統的“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傳統實質是“人治”的治國方式。古代社會的德治是把希望寄托于君王一人，而古代社會的法治是把希望寄托于君主個人專制。因此，正確看待并處理好我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響，也成為了今天建設好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吉林公安邊防總隊訓練基地）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三位一體’邏輯關系理路研究”（項目編號：15CKS011）和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博士扶持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邏輯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015BS34）階段性成果】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