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大多數先賢以及有所作為的君主，都認為人才關系著國家興亡與穩定。而在我國古代的治國安邦思想中，都對人才的選拔、運用、管理等有著豐富的論述，而其中貫穿始終的便是“賢能”思想。當前我國的人才戰略既要汲取傳統文化中的人才思想，也要與時俱進。

【關鍵詞】“賢能”思想  現代  轉變    【中圖分類號】D4    【文獻標識碼】A

一個國家的發展興盛離不開人才資源，而在我國古代的治國安邦思想中，都對人才的選拔、運用、管理等有著豐富的論述，而其中貫穿始終的便是“賢能”思想。當前我國的人才戰略既要汲取傳統文化中的人才思想，也要與時俱進，結合實際情況對古代人才思想進行現代轉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思想，使之能夠起到指導現代社會發展的作用，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人才支持。

傳統賢能思想

重才思想：以賢治國。我國早在《詩經》中便有關于人才重要性的論述，在《大雅·文王之什》中論述了周文王時期國家穩定安寧與人才的關系，作者提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認為是朝廷人才濟濟，所以文王能夠得安寧。到諸子百家時期，我國的“賢能”思想獲得進一步發展，并將人才得失與國家興亡相連，如在《禮記·中庸》中“哀公問政”，孔子答：“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李世民在重視人才上提出了“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人才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總之，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大多先賢以及有所作為的君主，都認為人才關系著國家興亡與穩定。而在我國的歷史實踐中，從原始社會的禪讓制，到封建時期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而統一六國，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納諫魏征開啟貞觀之治等，都是君王善用“賢能”而實現國家強大的典范。

選才思想：任人唯賢，德才兼備。在我國的傳統“賢能”思想中，主要以“賢”“才”“德”幾個方面作為人才選拔標準。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國家需求不同，人才的選拔標準也有所側重。如在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社會倫理受到挑戰，國家治理者在人才選拔上傾向人的德行，以引導社會有序發展。而到了東漢末年，曹操在三國亂局中想創建霸業，亟需大量謀士與軍事人才，所以最初曹操的用人標準是“唯才是舉”，而很少考慮德行，但到其掌握政權之后，曹操的用人觀也發生變化，開始重視人才的“賢”，對品行有所要求。之后在歷史的發展中，各朝各代形成了自己的用人標準體系。由此可知，我國賢能思想在選才方面延續了“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標準。

人才考核思想：循名責實。在《韓非子·定法》中提出了“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的觀念，即在人才應用上要根據其才能而授予官職，而在人才考核上，要明確他的職責并加以考察，看其是否名副其實。“循名責實”也因此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才考核內容之一。

黨對傳統賢能思想的轉換

人才選拔：德才兼備。德與才是我國古代人才選拔的兩個重要標準。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德的內涵是不斷豐富的，既有忠君愛國、自強明志，也有誠信知恥、勤儉務實，同時，也包括仁厚敦親、尚勇好學等等，這些傳統美德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并獲得世代傳承。而在當代，共產黨豐富了“德”的內涵，除了這些基本美德外，還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戒驕戒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等方面。在才方面，黨主要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既要懂政治，也要精通技術與業務。

人才培養：任人唯賢。當下，我國繼承了古人任人唯賢的用人標準，并認為“舉賢不必親”。我國古代在人才選用上有“舉賢不避親”的思想，這主要是因為通過長期接觸，更加了解人才的真實情況，能夠將其放在合適的位置，做到人盡其才，而且這節省了發掘、選拔人才的成本，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但“舉賢不避親”也存在一定缺陷，部分領導干部打著“舉賢不避親”的幌子而任人唯親，形成自己的利益團體，這不僅降低了人才質量，也破壞了人才選拔的公平性。所以隨著時代的發展，黨提出了“舉賢不必親”的觀念，以保持干部隊伍的優秀和純潔。

人才評價：循名責實。在我國古代的“賢能”思想中，便提出循名責實的人才考核辦法，而具體來說，可以從官聲與民望兩個方面來考察。官聲側重的是考察聲譽，而民望則是從其業績中產生，其實質是考察人才“德”“能”兩個方面。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考察人才官聲與民望的出發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名共產黨員只有始終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為民眾解決實際問題，從而獲得群眾的認可和支持，獲得官聲與民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