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多年前清末的“留學熱潮”，實為中國社會內部在西方沖擊下出現“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呼聲，但是卻被清廷拖延、積壓，推遲了60年后才集中迸發。在時代變動之際，能否以開放心態了解世界情勢，借鑒先進文化，并能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協調機制，善用人才更新與制度更新兩個杠桿，實現社會的順利轉型，是清末“留學熱潮”留給我們的歷史啟示。

【關鍵詞】留學  清末新政  社會轉型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以工業化為先導的現代文明起源于西方，通過殖民擴張等方式傳播于世界。向西方先進國派遣留學生，作為學習先進文化、培養新型人才以尋求本國生存發展的捷徑，是后發國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一項普遍舉措。各國留學舉措的時機、路徑、形式及功效各有不同，對本國現代化進程也產生了不同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國家命運。中國近代留學始于晚清，到清末出現“留學熱潮”。留學生群體成為撬動清朝覆亡、民國創生的一個杠桿，也成為清末民初承接政權更迭、制度更新、社會轉型的人才橋梁。

洋務留學，起步遲緩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堅船利炮打敗清軍，轟開中國大門。千百年自視文明優越的中國，第一次遭遇優勢強敵的挑戰。如何應對？早在戰前，廣東前線與“洋夷”交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收集翻譯外國書報，“開眼看世界”，了解對手；繼其后魏源編撰《海國圖志》，介紹西國情況，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坐享二百年祖業、承受盛世余澤的清廷君臣，在外來強敵打擊面前，臨事倉皇失措，事后不思應對，在“洋夷”炮火下簽訂了割地賠款、開口通商的屈辱降約之后，又掉頭沉溺于因循自閉、固守祖制、虛妄自大的迷夢之中，“開眼看世界”與“師夷長技”的呼聲無人再理會。遭遇西方近代文明沖擊后第一次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契機由此喪失。

20年后，英法聯軍再攜堅船利炮來犯，北上攻入京城，火燒皇苑圓明園，帝后狼狽出逃，幾遭滅頂之災，才有新起的地方實力漢臣曾國藩、李鴻章等，醒悟到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著手“師夷長技”，購買仿造洋船洋炮，興起洋務運動。但船炮購買容易，開船用炮的技術人才則舉國無人，洋務官員又開辦洋務學堂，聘洋師、招學生，培養技術人才。但世人讀書皆以科舉入仕為正途，鄙視“洋務”，招生素質低下，洋師也品類不一，國內養成人才成效難期，緩不濟急，人才缺乏成為困擾洋務官員的一大難題。

直至1870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早年隨美國傳教士留美歸國的容閎提出的建議，奏準選派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學，以期培養高質量西學人才。第一批幼童于1872年啟程赴美，是為中國近代官派留學的開端。然而這一起步，已經距鴉片戰爭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先聲過去了30年。

幼童留美開創先例之后，1877年至1886年間，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南洋大臣沈葆楨等，又陸續奏派四批船政學生和北洋學生共80余人分赴英、法、德等國，學習海陸軍事及船艦修造。三年學成歸國，分派南北新建海軍及洋務廠局、學堂等處，成為技術骨干。隨著北洋、南洋、福建海軍漸次成軍，派遣留學也逐漸停止。但1884年中法戰爭，福建海軍幾乎被法軍全毀；1895年中日戰爭，北洋海軍又全軍覆滅，作為兩洋海軍骨干的留歐學生大多殉國，“專事專用”的洋務留學以失敗和悲劇告終。

維新“熱議”留學，清廷只許“自辦”

中日甲午一役，清廷投入巨資、洋務官員苦心經營三十余年，引進西方技術裝備訓練的海陸軍隊，被幾乎同時起步、武器裝備也大致相當的東鄰小國日本打得一敗涂地，被迫割讓臺灣、賠償巨款。舉國上下為之震動，朝野官紳大受刺激，維新思潮勃然興起。曾隨使日本的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經驗，指出日本明治初期派遣成百上千人到西方留學游歷，回國后皆成各界棟梁，甚至執掌國政，主持維新，使日本迅致富強。此書于中日戰敗后刊行，迅即風行全國，成為維新啟蒙書。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上書、辦報，呼吁改制變法。仿效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尋求富強，成為越來越多開明官紳士人的共同呼聲；辦學堂、派留學、學西學、改科舉，成為報刊輿論和官員奏章熱議的話題。一些地方官紳開始自籌經費，自辦學堂，著手選派人員出洋留學。但主持朝政的王公大臣及京內部員，依附舊體制生存，保守氣息濃厚，面對地方官紳的改革訴求，既不敢公開壓制，又顧忌觸動利益群體，懼怕由變生亂，于是一味敷衍推拖，對于地方辦學、留學的奏請即批復允許自辦，對于涉及中央政策制度改革的提議，則以“窒礙難行”而駁回了事。

張之洞是后起的地方洋務大員，在先后任職兩廣總督（統廣東、廣西）和湖廣總督（統湖北、湖南）期間，大力興辦洋務事業，練兵、建廠、辦學，成績顯著。在1895年短暫代理兩江總督任上，奏請設立南京西學堂和陸軍學堂，奏派南京學堂40名學生赴歐洲留學。甲午戰敗李鴻章失勢后，張之洞成為清廷最為倚重的地方漢臣。張之洞對康有為等“激進維新派”不完全贊同，但主張溫和改革，是開明地方官紳擁戴的“穩健改革派”領袖。1898年春夏維新思潮高漲之時，張之洞寫成《勸學篇》，標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提出學習西學、融合中西、改革教育制度的“溫和改革方案”。主要措施有三項：一是多派留學。留學地首選日本，因路近費省、漢字相通、風俗相近，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二是廣設學堂。從京城到各地方省府州縣，分設大、中、小學三級學堂，兼習中西學，建立新學教育體系。三是變科舉。科舉考試加入西學內容，以新學取士任官。《勸學篇》上呈清廷，正值光緒帝聯合維新派實行“變法”，閱后大為贊賞，諭令刊印數百份發各省督撫、學政等京內外官員，并陸續下達辦學校、改科舉、派留學等變法詔令，留學、辦學、改科舉等改革方策借皇權之手而普及官場。然而好景不長，光緒“變法”百日而亡，慈禧等保守派重掌朝政，“變法”諭令失效，張之洞這套“溫和改革方案”也被擱置一旁。此后幾年間，只有一些地方官紳零星自籌自辦學堂，費用較高的派留學只有少數幾起，辦學堂、派留學的制度改革再次被拖延下來。

清末“新政”，掀起“留學熱潮”

甲午戰敗僅隔五年，義和團排外之亂及清廷昏亂應對又致八國聯軍侵華，北京再陷，帝后西逃，東南諸省督撫聯合“抗旨”不參戰，清廷再簽喪權辱國降約。此時的清廷在朝野官民心目中已威信盡失，而列強環伺叫囂瓜分，亡國滅種之危急迫，舉國官民群情激憤，變法改革、救亡圖存呼聲高漲。躲在西安的慈禧集團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統治岌岌可危，在內外輿論的催迫下，只得于1901年1月下詔宣布“變法”，以示振作，諭令內外官員上奏“新政”辦法。7月，外官領袖鄂都張之洞與江督劉坤一聯名上奏“變法三折”，首上之策即是教育改革：廣興學校、獎勵留學、新學科考。其后又提出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改革措施，成為指導清廷“新政”的綱領方案。此后由清廷主持的“變法新政”漸次展開，熱議多年的辦學校、派留學、改科舉，開始作為“國策”正式進入實施階段。9月，清廷下詔“興學”，令全國各地廣設大中小三級學校。興學師資缺乏，留學育才更形迫切。清廷又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宣布學成歸國賞給進士、舉人出身，并選任官職。出國留學開始走上制度化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