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炳權；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李海洋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歷史演進主要取決于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的變化，依次經歷了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競爭性精英吸納以及低競爭性精英吸納等階段。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模式形成的動力源于經濟因素和特定的歷史條件，具有很高的精英吸納功能，呈現高開放性、低競爭性和運動式的特征；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形成的動力來源于不規范的干部任用方式的倒逼以及創新性干部任用機制的慣性，具有中等強度的精英吸納功能，呈現出低開放性和高競爭性的特征；低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形成的動力來源于低效的精英吸納模式和人格化官僚制結構裂解的張力，具有低精英吸納功能，呈現低開放性、低競爭性的特征。當前，政治精英吸納能力較為低下，導致政治精英流動嚴重不暢，并由此影響政治穩定和政治合法性。為此，需要重啟具有高效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競爭性和開放性的干部選拔任用方式。

關 鍵 詞：政治精英/干部選拔/競爭性/吸納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世紀以來我國政治思潮的演進及社會影響研究”(13BZZ002)的階段性成果。

精英(elite)是指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系統中所有最強有力、最生機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精英不分好人還是壞人。[1]精英包括各類人才，分布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等領域。一般而言，狹義上按照領域來劃分，人們往往將精英劃分為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及社會精英，等等。其中，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是指政治系統中的兩個群體：其一是掌握重大政治決策權的政治精英，他們制定和頒布政策，由處于最高地位并握有權力的少數人組成；其二是統治階級中的其他成員，他們是第一個群體的支持基礎和后備力量。[2]而本文所探討的政治精英，是指政治系統或政治組織中有才華、有能力和最精明能干的人，他們是握有權力之人，同時也包括其支持基礎和后備之人。如果其中握有政治權力之人及其支持基礎和后備之人沒有才干，那么這些人也不是政治精英。所以不能簡單地把所有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及其后備者都定義為政治精英。在政治系統中，政治精英的多少主要取決于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一個良好的開放競爭性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可以更多地吸納包括知識精英在內的社會精英，政治系統就會更為穩定并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歷史演進大體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即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階段(1980-2002年)、競爭性精英吸納階段(2002-2014年)和低競爭性精英吸納階段。①這三個階段中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在開放性和競爭性上有著不同的特點。相對而言，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模式具有高開放性和低競爭性，但其精英吸納功能很強，這是由其所處特定的歷史時期所決定的；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具有低開放性和高競爭性，其精英吸納功能具有中等強度；低競爭性精英吸納模式具有低開放性和低競爭性，其精英吸納的功能最弱。在時間序列的模式轉換中，政治精英的吸納功能并沒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走強，而是呈現漸弱的態勢，其政治精英流動結構體系也逐漸呈現出封閉性。這不僅阻斷了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向政治系統流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礙了政治體系內的精英選拔，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政治體系的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也減弱了。本文解析非競爭性技術精英吸納模式、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和低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各自特點、形成機理和轉換邏輯/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強調重啟競爭性和開放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必要性。

一、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形成和轉換

從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60年初，雖然有一些高層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被吸納到政治體系中，并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但由于實施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干部委任制和革命“紅色”標準的政治門檻，政治系統對社會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吸納十分有限，只局限于一些特別有名的知識精英群體，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精英吸納體系實質上是一種較為封閉的模式。到了“文革”時期，由于包括政治精英在內的多數精英群體成為政治運動的革命批斗對象，這種封閉的精英吸納模式遭到摧毀，政治精英吸納基本停滯。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快速推進，特別是鄧小平提出，選拔干部要注重德才兼備，“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把對于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3]中央以政治運動方式推動干部政策的實施以后，政治精英吸納停滯的局面才得以改變，并形成了具有運動式特征的階段性的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

非競爭性政治精英吸納模式的主要特點體現在非競爭性(不是絕對沒有競爭)、高開放性和強精英吸納能力。其中，非競爭性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制度安排所決定的。當時干部選拔制度仍然是委任制，干部任用的決定權主要掌握在領導手中，領導就是“伯樂”。這就意味著當時的政治精英吸納必須通過“伯樂選馬”的途徑來實現。雖然當時在“伯樂選馬”的過程設有諸如群眾評議和組織考查等程序，精英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競爭，但這種競爭只是精英之間的隱性的競爭，在顯性的制度安排上沒有“賽馬”的競爭機制。此外，由于建國以后，國家處于長期的政治運動之中，特別是“文革”時期，知識精英遭受了極大的沖擊，并導致了教育系統塌陷，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即使國家推動高等教育快速復興，但在政府組織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知識精英仍然十分匱乏，特別是在市、縣、鄉政府層級中這一狀況更是如此。在中央以運動式和“四化”標準選拔任用干部時，由于年青知識精英的缺乏，除了教育系統以外(為了留住教育系統的人才，限制流動)的絕大多數年青知識精英沒有競爭對手而得到了任用。只有極少數人可能因為“革命化”標準不夠或者自身的實際能力不強等因素的影響而被排除在外。所以當時的政治精英吸納無論在制度設置上還是實際的運行上都幾乎沒有競爭性。

高開放性是指這個時期的政治精英吸納模式具有很大的廣度。由于改革開放早期的政府管理方式沒有脫離總體性社會的管理結構，[4]政府部門十分龐大，而且在政府單位性質上沒有劃分公務員單位、參照公務員單位和事業單位，其單位成員除了有小部分人為工人身份外，其余的都是干部身份，所以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政府部門的干部選拔都是全方位的政治精英的吸納。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知識精英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統，為了防止他們從教育系統流出并進入其他政府部門，政府設置了具體的限制性政策措施——防止“教師改行”。盡管如此，一些擁有社會關系的從教知識精英還是流入了其他政府部門，并且憑借知識優勢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這是一些高層政治精英擁有教育工作背景的內在原因。

強精英吸納能力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精英流動，這得益于“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干部政策的要求和政治運動式做法的推動。當時中央組織部向各級黨政組織提出了具體的任務指標和期限，要求各級黨政部門嚴格按照中央組織部規定的學歷和年齡配額組建領導班子，并在限期內完成組建工作。各級組織部門在執行中央“四化”干部政策時相應簡化原有耗時的干部選拔程序和過程，把群眾參與的民主評議會作為政治監督的輔助手段，從上至下的干部選拔和黨政領導班子重建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預期效果。在1982年至1985年間，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識—技術型官僚代替了年邁體弱、缺乏良好教育和專業知識的老干部，這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憑借激進的意識形態和革命熱情進入領導崗位的老干部退出了歷史舞臺。新型的中青年知識—技術型官僚一般受過良好的知識教育，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持明顯的擁護態度，[5]逐漸成為政治體系中的主流政治精英，由此實現了政治精英的平穩轉換。據統計，從1982年初到1984年夏，全國共提拔200多萬名中青年干部。到1985年底，共有46萬名中青年干部走上縣以上領導崗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