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先進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沒有很好地延續革命戰爭年代的傳統和作風，甚至出現了一些高層領導的腐化墮落，由此成為黨的政治軟肋。畢竟，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世界處于透明化狀態，西方國家領導人離職后，不再享有在職時的待遇和禮遇，有人甚至在離開官邸后，還要到處求職，而我們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離職后仍然享有在職的待遇、禮遇，并且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利益，這種等級利益還實現了制度化，這難免不成為人民群眾眼里的既得利益集團。直到當下，幾乎每個單位都為領導班子成員建小食堂、小餐廳，如果自己花錢享受更周到的服務，合情合理，問題顯然不是這樣，而是出現了利益等級化現象。蘇共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殊群體利益制度化，從干部小食堂逐步延伸到其他各方面利益。問題不解決，勢必導致人民群眾對黨的性質宗旨的懷疑，因此削弱了黨和領導人的道義力量。
延伸開來，之所以出現中國的封建史等同于腐敗史這種情形，并非緣于不反腐，實際上一些朝代的反腐力度遠大于當下，主要原因在于反腐的同時，階級利益等級化、固化并沒有改變。宋神宗時期，神宗問：“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大臣文彥博回答：“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一對話揭示了封建王朝的階級關系與利益分配關系。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解決了封建王朝的腐朽沒落，但并沒有真正從法規制度上解決領導層的利益規范，大多數情況下是依靠自覺，結果就是不自覺者我行我素，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當然，因為革命戰爭年代的價值觀與整個大環境的影響，表現會好一些，再者經濟上一直處于困難狀態，無條件奢侈。缺少根本上的解決問題之策，便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土壤，因此黨的政治品質和政治基礎屢屢被瓦解。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屬于點穴之作，盡管因為傳統文化諸方面的原因，徹底解決問題有待時日，但讓人民群眾看到了趨勢和希望，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下劃紅線”。主要是兩大舉措的落實：一個是設規矩、劃界線，通過制訂和修改黨內一系列黨規黨紀，保證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另一個是嚴懲漠視規矩、濫用權力者，形象一點講就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由于兩大舉措由黨內而黨外、自上而下傳導開來，因而成效顯著，反腐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一點完全可以用貪官在懺悔中感嘆“官不逢時”來間接證明。
實際上，為權力設邊界、為官員行為劃紅線所產生的效力，也可以從部分官員被擠出“官場”來證明。當前為什么出現所謂的“辭官潮”，究其原因，在于設規矩和劃紅線內含著利益的深度調整，這個調整必定把過去為追逐超額利益而來的官員擠出官場，而讓愿意承擔社會責任且有奉獻精神的人有機會到體制內發揮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發生著明顯改變，普遍性改變自然促成政治生態趨于優化。政治生態的改變是最根本的改變，惟此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避免反腐成為“割韭菜”。或者可以這樣說，在“不敢腐”已經成為現實的同時，保證“不能腐”的制度不斷完善、不斷推進，支撐“不想腐”的精神和價值追求開始內生。由此可以斷言，黨內政治生態的“拐點”已經到來。
國家：社會生態進拐點
社會生態內含規則和秩序、民眾道德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及其諸多要素各自發展和相互作用生成的社會風氣與發展狀態。社會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構成，因而社會生態由所有成員共同造就。單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但生成的特定社會生態卻強烈地影響著社會中的每個人。
依照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個體無意識是后天的結果，而集體無意識則具有先天性，這就闡明了個體往往被社會改造而形成無意識，而集體卻是被一代代人積淀起來的文化所塑造。所謂傳承血脈，實際上就是傳承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這是集體無意識最深厚的基礎。如此，一個民族生成一種文化，這種文化又反過來塑造整個民族。當下社會現實生態的形成，一定有文化傳統或文化性格的印跡和緣由。
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生成于小農經濟，倫理道德及其血緣宗族基礎上的“五倫”道德高度依賴或契合社會較少流動的自然經濟，所以，傳統倫理道德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但是，進入社會流動愈來愈快的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靠熟人關系構成的道德評價和道德監督已經無法維系，而與新型社會吻合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即道德建設沒有做到與社會轉型同步，出現了脫節或錯位，形成真空期間的紊亂。這是所謂“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如果對我們的傳統倫理道德作進一步分析，也可以這樣說，“五倫”道德促成的是“看管式道德”，內生性差，因此決定了在獲得必要的外部條件支撐時，會發揮正向作用，反之則亦反。更重要的是，這種倫理道德模式多傾向于私德而非公德，結果只能造就中國社會的“潛規則”盛行，出現所謂的“搞掂”“擺平”“操作”等行為。由于潛規則重于顯規則，人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被囿于一個無形的網中，幾近失去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