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喜有憂，“喜”主要表現為50—70年代的黃金發展時期和90年代的新經濟時期，“憂”主要體現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滯脹危機和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從西方主要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未來趨勢來看，資本主義制度已然“體質衰退”且“造血功能不足”，突出表現為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比如在2017年G7峰會上，成員國在貿易、氣候等問題上意見分歧明顯，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不顧諸多國家的強烈反對，斷然退出《巴黎協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以私有制為內核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資源的配置是以資本追求最大剩余價值為導向，盡管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孕育爆發，但它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及其所存在的系統性危機。

一、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新變化

1.結構性經濟危機日益突出，生產過剩與生產不足同時并存。結構性經濟危機于20世紀下半葉逐漸形成并在最近20年頻繁出現，具體是指由于不同生產部門、生產性企業和非生產性企業等之間的平衡比例被打破，經濟內在穩定增長的機制受到阻礙而形成經濟危機，它表現為有些部門生產過剩、有些部門生產不足。以美國為例，自從去工業化出現后，傳統的冶煉、紡織、橡膠等部門生產萎靡不振，而像集成電路、電子信息等高科技部門生產勢頭迅猛。持續時間長、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的門檻約束高、資產專用性強等致使結構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惡劣，導致所有應對之策都需以較強的陣痛為代價。另外，結構性經濟危機往往會與傳統周期性經濟危機相融合，致使絕對過剩和相對過剩并行發生作用，極大地加劇了結構性經濟危機的惡劣影響。

2.經濟危機與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互相交織，形成系統性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從傳統相對獨立的局部性危機轉變為錯綜復雜的系統性危機，其中經濟危機對上層建筑危機的傳導力和滲透力更強。近30年來，“歷史終結論”的判斷由被盲目吹捧轉向被廣泛質疑，這是源于系統性危機的爆發。特別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引起了諸多領域的反應，例如，華爾街與民主政治丑聞、社會福利削減與難民危機、新教倫理信仰受質疑、不可逆轉的環境災難等，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也認為，當前系統性危機只能從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角度尋求對策，以山村耕造為保守主義代表提出的“系統性變革”是一劑觸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猛藥。

3.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更廣，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掠奪成為常態。當代資本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中金融資本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際分工深化的背景之下，金融資本將觸角伸向了全世界幾乎所有角落，致使資本主義危機容易誘發為世界性危機。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深刻揭示了在“中心——半邊緣——邊緣”格局下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的傳導路徑。貨幣濫發、惡意套匯、期貨做空等金融掠奪行為成為大資本家維護自身利益的常用手法，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次貸危機、量化寬松政策就是典型例證。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更廣的一個新變化是緣于以下事實，即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長期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放開資本賬戶和利率自由化，這加劇了主權國家和世界金融格局的不穩定性和潛在危機。

4.新一輪軍備擴張開始，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在尋求應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之道上，西方國家逐漸走上與世界人民福祉相悖的道路。冷戰結束后新一輪軍事擴張和競賽重新抬頭，2018年度美國基本國防預算總額高達6390億美元，這無疑會加劇地緣政治和軍事沖突。世界經濟史表明，軍事戰爭是打亂現行秩序、重新洗牌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歷史上重要的軍事戰爭背后無不夾雜著經濟危機。當經濟危機升級為系統性危機時，以犧牲他國利益為導向的策略便極容易轉為軍事沖突。近些年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南海仲裁案、日本強行通過安保法案等事件很大程度與此相關，這些行為加劇了地緣政治和軍事風險，損害了有關主權國家利益，違背世界人民發展意愿。霸權主義只會加劇危機，世界各國應該秉持求同存異，尋求合作共贏，推動世界和平穩定發展。

二、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

1.“資本+市場”雙重邏輯主導，新自由主義受到廣泛質疑。當代資本主義的首要特征是“資本+市場”雙重邏輯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泛濫。新自由主義興起于滯脹危機時期，代表有貨幣主義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實際經濟周期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等，它們在理論上都主張市場自由放任并認為國家干預是無效的。20世紀90年代初，拉丁美洲國家奉行“華盛頓共識”原則進行改革，結果陷入了持久性的經濟危機，至今未能走出泥潭。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掃清資本逐利的障礙，增強了資本張力；另一方面兜售“市場萬能論”的偽科學學說，降低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和國家干預的公信力，最終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極其迅猛、危害程度也十分深遠。

2.非生產性部門日益龐大，金融資本過度膨脹。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另一個特征是金融資本過度膨脹，非生產性部門機構龐大，并與實體經濟脫節嚴重。英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考斯達斯·拉帕維查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大型企業積累資金自有化加速，加之非生產性領域獲利空間暴增，金融機構獨立于生產性企業增長迅速，且具有強烈的內在動力制造金融泡沫。金融壟斷是當今世界體系的重心，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壟斷集團所掌握巨額的社會財富在使貧富兩極分化時也誘發了巨大的社會危機，而其政治上不斷增強的控制力也引發了合法性危機和信任危機。特別是隨著21世紀世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互聯網金融成為金融資本全球擴張新的形態，但是，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互聯網金融依然不可能長久促進經濟增長，相反，只會加速危機的蔓延。

3.主權債務危機井噴，高福利模式不可為繼。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對基本體制的沖擊嚴重，特別是對各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明顯的破壞作用。當前包括美國和歐盟主要國家在內的西方政府普遍面臨著財政懸崖問題，導致債務危機加重。例如，特朗普政府減稅政策加劇了赤字危機；歐洲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也已經被打破；歐盟不得不對公共支出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尤其是在削減不切實際的福利支出上幅度較強。2009年德國政府頒布《新債務限額》和2010年議會一攬子節約措施都力主削減社會福利開支；2014年法國總理瓦爾斯公布計劃在醫療福利和社會保障福利上削減共計210億歐元的支出，再加上移民、難民危機等問題，這些國家社會穩定受到打擊，高福利模式不可為繼成了必然，但如何改革卻面臨多重困難。

4.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應對之策匱乏，未來走向撲朔迷離。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即應對危機之策乏善可陳，能夠產生積極效果的政策更是寥寥無幾。貨幣寬松造成通貨膨脹、維持社會福利增加債務危機、稅制改革激化社會矛盾、科技創新加劇結構性失衡等矛盾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根本性問題。對于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有學者總結出了五種基本觀點，分別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從歷史進程視角來看，前三種模式已被或正被證明不可行，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收效甚微則表明工業資本主義也存在著較大不確定性，因此，社會主義屬性越來越突出將很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改變，試圖借助內力和外力進行的自我調節式的改良主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代資本主義存在的系統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