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以研究經濟為職業，當然知道搞市場經濟容易出現貧富差距。我曾在本專欄撰文說過，貧富差距是市場失靈的結果。而政府彌補市場失靈，除了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公正，再一項職責，就是提供公共服務與照顧窮人。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如是說，我也是這樣看。

基于這樣的認識，所以中央提出扶貧攻堅我舉雙手擁護。既然自己擁護為何還寫文章？其實，我作此文并不是討論要不要扶貧，而是應該怎樣扶貧。這樣說吧，前些日子我在西南地區調研，了解到一些情況令我困惑，也引發了我的思考。想之再三，覺得有必要將這些困惑與思考寫出來。

為便于討論，讓我先說自己的困惑。下面的三個案例是真人真事，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愿，這里將真實姓名、地址隱去。對事不對人，也請讀者勿對號入座。

案例一：某村東、西兩頭住著兩戶人家，村東那家男主人外出務工多年，前年用務工收入在縣城買了套房子，可沒錢裝修至今未能入住。村西那家男主人這些年一直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去年底他家卻被確定為貧困戶，政府給他買了房子，還做了裝修。東頭的那家于是覺得不公平。質問縣干部：扶貧到底是鼓勵勤勞還是鼓勵懶惰？

案例二：某鄉有兩人是堂兄弟，堂兄遵守國家計生政策，只生一個孩子，加上夫妻倆勤儉持家，生活溫飽無虞。而堂弟卻違反國家計生政策，一氣生了四個孩子，由于負擔重，生活非常拮據。年初堂弟被確定為扶貧對象后，政府給錢給物，一下子日子過得比堂兄家還滋潤。于是村里人議論：這樣扶貧豈不是鼓勵違反國家政策？

案例三：某老人有三個兒子，三個兒子皆有固定收入，而且都在縣城買了房。五年前，三個兒子已將老人接到縣城同住。可當地扶貧政策出臺后，為享受扶貧政策，三個兒子又將老人送回鄉下。由于鄉下房子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有一次上面派人檢查，看到老人住著破房子而未被列入扶貧對象，于是立即責令當地政府整改。有人問：這不是要鼓勵人們爭當貧困戶嗎？

不知讀者對上面的案例怎么看，我自己是很困惑。后來我到六盤水，把這三個案例也對市委書記周榮講了，并問六盤水是否存在類似的情況。周榮答：六盤水不存在。對此回答我半信半疑。心里暗想：別的地方存在，六盤水為何會不存在？不過四天走訪下來，我相信周榮說的是真話。

原來，六盤水的扶貧與別處確實不同。不是貧困戶需要什么政府就給什么，而是通過“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簡稱“三變”）幫助貧困戶脫貧。前篇文章我對“三變”改革的要義作過分析，這里不重復。我要指出的是，通過“三變”改革扶貧，著力點是在供給側而不是在需求側。著力點不同，扶貧效果當然會不同。

顧名思義，從需求側扶貧，針對的是消費需求。比如貧困戶缺房子，政府就提供房子；貧困戶缺糧食，政府就提供糧食。這種做法，學界通常稱之為“輸血型”扶貧。事實上，上面列舉的案例，就與這種“輸血型”的扶貧方式有關。讀者想想，如果貧困戶缺什么政府就能給什么，能坐享其成，人們怎會不爭當貧困戶呢？

與需求側扶貧不同，供給側扶貧是幫助貧困戶發展生產，立足于“造血”。以六盤水為例，政府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為農民的資產確權；二是通過“平臺公司”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推動農民的資產升值；三是引導農民入股龍頭企業，通過規模經營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不到四年，有22萬人脫貧卻未發生不公平的案例，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見，扶貧的思路不同，結果大不一樣。事實上，關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這些年學界一直有爭論：有人主張“效率優先”；有人主張“公平優先”。而六盤水的經驗證明，公平與效率并非截然對立，處理得好，效率不僅不妨礙公平，相反可以促進公平。我推崇六盤水的做法，是因為他們將公平與效率結合得好，具有面上的推廣價值。

說遠一點吧。從源頭追溯，較早主張“以效率促公平”的學者，是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他的觀點，政府照顧窮人不應養懶漢，應鼓勵窮人自己創造收入。為此他提出了以“負所得稅”形式補貼窮人的方案：政府補貼＝收入保障線－（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遺憾的是，此方案只是個理論原理，只寫在教科書里，而且美國從未實施過。

實不相瞞，我之前一直有個疑問：六盤水官員未必知道弗里德曼，可他們怎會想到以效率促公平？而且在操作上他們提出的“三變”比“弗氏方案”還更勝一籌？周榮告訴我，六盤水四個縣、市、區，其中三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從供給側搞“三變”是被逼出來的。說的也是，怎么想到的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沒有做而六盤水做了，而且做得精彩，所以我們要為他們鼓掌！

讀者不要誤會，我主張扶貧從供給側發力，并非完全不能從需求側扶貧。比如對孤寡老人或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當然要從需求側予以補助；對那些勤奮勞動，但由于特殊原因致貧的家庭，也應從需求側給予照顧。但要特別指出的是，對那些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的人，政府只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切不可顧此失彼，造成新的不公平。

王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