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東京 中央黨校副校長

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成本問題》，旨在證明經濟活動存在負外部性時市場不會失靈。該文的核心觀點今天被學界稱為“科斯定理”，其完整表述是：只要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界定清晰，市場機制會將社會成本內化為私人成本，于是負外部性得到矯正，市場不會失靈。

經濟活動除了負外部性還存在正外部性

科斯定理無疑是對的。不過科斯分析的是負外部性，事實上，經濟活動除了負外部性還存在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形。當存在這種正外部性時市場會否失靈呢？科斯沒有明確說。查閱相關文獻，也未見哪位學者對此作過專門分析。這里就是要討論市場機制能否將社會收益內化為私人收益。如果能，那么實現內化的條件為何？

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的區別，在于前者可能引發社會沖突而后者不會引發社會沖突。如某企業擬在某地建化工廠，工廠排污會給周邊造成污染，倘若如此，居民就有可能抵制建工廠；但若某企業擬在某山區投資修公路，修公路不僅方便居民出行，還能帶動周邊土地升值，這樣就不會有人反對修路。經濟學家過去對正外部性關注不多，正是因為人們不反對這種有正外部性的投資。

可我要指出的是，正外部性雖不會引發社會沖突，但并非沒有相應的后果。可以推定,若某項目投資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此項目通常不會有企業投資。有一個現象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過去基礎設施為何大多是由政府投資而非企業投資？學界有人解釋基礎設施是公共品，故需要政府提供。這說法顯然不對。經濟學定義的公共品是指消費不排他的物品，而基礎設施的使用大多具有排他性，怎會都是公共品呢？

我的解釋，企業不投資基礎設施，真正的原因是投資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這方面的例證舉不勝舉，前不久我到西南地區調研，座談會上有位縣委書記說，他所在的那個縣盛產竹筍，市場對竹筍也有需求，可大山里不通公路，竹筍運不出來，農民有錢賺不著。我問縣里為何不幫助修路？他說縣財政沒有資金。我問為何不招商引資讓企業修路？他說修路雖可增加農民收入，可山區車流量少，修路的收益不高，企業不愿投資。

是的，偏遠山區地廣人稀，修路的私人收益難免會小于社會收益。設身處地想，你若是企業家，大概也不會去大山里修路吧？由此看，要鼓勵企業家修路，就得設法將社會收益內化為企業收益，至少要讓修路的收益不低于社會投資的平均收益。問題是怎樣才能將社會收益內化呢？學界流行觀點認為：市場對此無能為力，唯一辦法是政府對投資者給予補貼。

現實中其實有大量通過市場將社會收益內化的成功探索

政府給補貼對刺激企業投資當然有效，但在我看來這并非唯一方案，也不是最佳方案。留心觀察，現實中其實有大量通過市場將社會收益內化的成功探索。下面是幾個不同類型的案例，讓我對這些案例作分析。

案例一：2005年初，湖南雙峰縣委、縣政府決定在老縣城的外圍擴建新城區。可當時政府財力不足，無力投資基礎設施，于是擬引進省內“大漢集團公司”投資。大漢集團也表示愿意參與縣城基礎設施建設，但希望政府給予新城區部分土地開發的經營授權。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后，結果僅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新城區的擴建。

案例二：六盤水娘娘山普古鄉，過去是典型的窮山僻壤，可近五年山鄉巨變，今天公路已四通八達，基礎設施一應俱全，2016年，農業旅游收入達到4億元。為何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原來，當地企業家陶正學與農民聯合成立了普古銀湖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陶正學用一億投資基礎設施，而農民用土地入股，共同將娘娘山打造成了遠近聞名的農業旅游產業園。

案例三：此乃學界眾所皆知的例子。養蜂人住在蘋果園旁邊。蜜蜂可為果樹授粉；果樹可供蜜蜂采蜜，養蜂人與果園主皆能享受對方提供的社會收益，故可以互不收費。問題在于：如果養蜂人與果園主所提供的社會收益不對等怎么辦？庇古認為此時市場會失靈，應由政府給受益少的一方提供補貼。而真實世界的處理是：受益多的一方會向受益少的一方付費。若不付費，是因為受益少的一方考慮到交易費用才未向對方收費。

讀者也許要問，社會收益為何出現三種內化方式？我的回答，是正外部性投資所面對的約束不同。比如案例一，由于社會收益的受益人不確定，投資者若不能得到政府相應的經營授權，社會收益就無法內化。案例二不同于案例一，由于社會收益有確定的受益人，投資者便可與受益人進行股份合作，通過按股分紅內化社會收益。而案例三又不同于案例二，由于兩個投資者互為社會收益的受益人，則社會收益可互相內化。

寫到這里，本文有三點結論：第一，經濟學應該關注投資的正外部性，而解決正外部性的唯一法門是將社會收益內化為企業收益；第二，當社會收益沒有確定的收益人時，政府不能袖手旁觀，可通過相應的經營授權（如PPP模式）推動社會收益內化；第三，當社會收益有確定的受益人時，政府應引導投資者與社會收益的受益人進行股份合作，而且要保護產權，營造公平合作的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