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為善”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仁”學說的核心。不知什么時候起，“與人為善”的本義由“與別人一起行善”演變為“與別人友善相處”，并把它作為做人的重要準則。把“與人為善”詮釋為“與別人友善相處”，作為孟子本義的進一步引申，其實未嘗不可，或許在當今更具教育意義。但如果把“與人為善”曲解、變異為不講原則、不辨是非的“好人主義”，那就不可等閑視之了。

“好人主義”是黨內政治生活的一個痼疾，表現形形色色，其實質是不講原則、不辨是非、回避矛盾、一團和氣，正如一副對聯所刻劃：上聯“睜眼閉眼一只眼”，下聯“你好我好大家好”，橫批“好人主義”。時下一些地方和單位政治生態不良，“好人主義”披上“與人為善”的“馬甲”，粉墨登場，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導致一些地方和部門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政治生態每況愈下，甚至產生堅持原則、敢于擔當者“出局”的“逆淘汰”現象。

“與人為善”變異為“好人主義”，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誘導民意、玩弄民主。在選拔干部的民主推薦和考察環節，一些基層單位領導或考察組長往往希望大家“與人為善、成人之美”。應該說“與人為善”本身無可挑剔，應該倡導，問題在于有的領導“醉翁之意不在酒”，過度強調“與人為善”，有意淡化黨性原則，客觀上釋放出“說好話、開綠燈”的信號，有的甚至輔之以所謂的“組織意圖”來誘導民意、玩弄民主。這種“與人為善”是一種實用主義，為“意中人”站臺助威，其實質是長官意志，搞團團伙伙，值得警惕。

二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有的人雖然認識到“與人為善”背后的“好人主義”，但往往為了一己之利而放棄原則、犧牲黨性，正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好我好大家好”，這種“與人為善”是一種利己主義。

三是隨波逐流，消極處事。一些基層干部群眾消極對待“與人為善”，把它作為自己的處世哲學。有的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認為自己一票改變不了結果，隨意行使民主權利；有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要不礙著自己，提拔誰都沒意見；有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回避矛盾明哲保身，寧做“隱身人”，不當“出頭鳥”，不因說“不”而樹敵。尤其是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奉行“沉默是金”，習慣“裝睡”，可謂“修煉”到家。

四是放棄批評，妥協退讓。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堅持原則、敢說真話的被視為“刺頭”，正常向組織反映問題的倒成了“打小報告”，“好人主義”則成了“與人為善”的“香餑餑”。有的人放棄積極的思想斗爭，“批評上級放禮炮，批評同級放啞炮，批評下級放空炮”；有的人不辨是非、遷就錯誤，即使發現同志滑向危險邊緣，也不愿“扯袖子、咬耳朵”“紅紅臉、出出汗”；有的人害怕“出事”、包庇犯罪，有案不查、違法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還美其名曰“與人為善”。

這是不辨是非、不講原則、放棄黨性、挑戰法紀，與其說是“與人為善”，不如說是“對人偽善”，其實質就是“好人主義”，必然侵害黨內政治生活、破壞黨內政治生態、弱化黨的自我革新能力，必須引起警惕。

（作者為江西上饒市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