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是以小企業占多數的經濟體系，和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體系。支撐著兩個體系的必須是一個充分釋放創新力的市場體系，其中私人企業所有權是普遍的，小規模的、具有土著性的，是得到法律保護的，是保證高質量發展的最核心的充分條件。

【關鍵詞】創新力  小企業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小企業早已成為個人智慧和創新力的載體，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拼搏奮進

在一個鼓勵創新生產、法治健全的社會里，人們的創新活動可以用政府部門注冊的企業作為載體。在筆者的長期研究中，用“企業密度”，即每千人的企業數來量化一個社會的創新力。這里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統計部門并沒有將所有非常活躍地參加經濟活動的組織包括在國家的企業統計數據之中，例如大量城鎮的個體戶和鄉村的農戶。他們在創造中國的經濟總量中起到非常獨特和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的貢獻卻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力的釋放，中國從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今天多種所有制企業并存的經濟體系，非國有部門創造了七成以上的GDP。“企業”是來自西方工業化國家生產組織的概念，對于依然有超過40%農村人口、信息革命重新定義生產組織的中國，如何量化和估算農村、鄉鎮、正在城市化的郊區，以及不同規模城市的具有中國傳統的創新能力，是我們要給予充分關注的重大課題。

小企業早已成為個人智慧和創新力的載體，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拼搏奮進。以美國為例，那些具有顛覆性的創新型企業，例如蘋果、微軟、聯邦快遞、谷歌、貝寶以及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都是成長自小企業。筆者的研究結果表明，高收入的社會一定有高密度的受到法律保護的企業所有權。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來鼓勵小企業的發展和成長。例如，《小企業法》規定聯邦政府物資和服務采購總額的23%要由小企業完成，其中5%是婦女企業、3%是少數民族企業，3%是退伍軍人企業等。再如，為了發揮小企業在技術發明創新、商品轉化中的作用，很多聯邦政府部門與美國聯邦小企業署合作基金項目，鼓勵和支持小企業參與聯邦政府的研發項目，并在商業轉化中獲取利潤。

小企業總體大約占全社會企業總數的99%以上；絕大多數小企業分布在企業運營資本不高的服務產業。小企業動態發展具有典型的變化特點，一般來講新增數略大于關閉數。在經濟上行時新增企業要明顯大于關閉的企業，經濟下行時則可能相反。絕大部分小企業在啟動后不久就會因為不能成長而被動關閉，或因故不愿持續經營而主動關閉，或因為業主希望保持一種穩定經營、不求增長的“生活方式型運營”，等等。生活方式型的小企業在高收入國家比較盛行，例如在瑞典的夏天，多數國人會外出休假，許多小商鋪會因此而關門歇業。

無數草根創業家借助信息技術，帶領農戶進行跨越式發展

在質疑有著重大發明創造貢獻傳統的中國為什么沒有首發工業革命的同時，國內外學者們也贊嘆中華經濟和文化的穩定和持久。事實上，如果沒有農戶作為創新力釋放的載體，就難以解釋中國數千年小農經濟的穩定發展以及大量的技術發明的原動力。經濟發展使中國經濟活動的載體得以擴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大量的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為農村的城鎮化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在自然資源、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完全沒有平等通道的環境下，這些小企業成為當地從農業和小手工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和信息經濟轉型的標桿。掌握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鄉村草根創新力迅速得以釋放，創造了難以置信的發展奇跡。

在鄉村，無數草根創業家借助信息技術，帶領農戶進行跨越式發展。例如，借助電子商務生態萌芽成長起來、極具土著性的“淘寶村”猶如雨后春筍，正在全國各地經歷草根創業、集群成長、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阿里研究院報告，自2009年首次發現坐落鄉村、年銷售額超過一千萬元、至少有十分之一村戶參與的三個案例以來，全國淘寶村的數目呈現指數成長，從2013年的20個增長到2018年的3202個，其中的 643個是原先的貧困村。值得一提的是，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不再以“仕途”為奮斗目標，而是敏銳地觀察市場，積極投入盈利商業或非盈利公益的創業活動。根據民政部提供的數據，截至2018年12月底，志愿者注冊人數達1.1億，志愿團體總數為54萬，志愿項目總數為177萬。大規模的年輕人自愿投身到鄉村的各種經濟活動、充分釋放他們的創新力，是社會進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展現。

激勵機制是決定社會創新力屬性的最重要因素

創新力的釋放需要有適當的生態環境，如果一個社會的憲法和制度有利于保護創新力賴以生存和釋放的生態環境，那么經濟就會保持可持續發展，人民的福祉不斷得以改善。如果說萬物生長的生態環境的基本要素是土地、陽光和水的話，那么釋放創新力的生態環境的基本要素是自由經營和自由競爭。在這種自由的條件下，活躍的創新創業活動反映人們在馬斯洛需求升級過程中內生的努力與付出，從而帶來整個經濟績效的提升和社會福祉的改善。

美國研究創新力的大師威廉·鮑莫爾教授在1990年就指出，社會創新力有不同的屬性，有的是建設性的，也有非建設性的，甚至還有破壞性的。社會的屬性、尤其是激勵機制的設置決定創新力的屬性。例如，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經濟瀕于崩潰，具有創新精神的政治家將改革開放定為國策，破壞已久的創新力生態體系慢慢得以修復，久違的建設性創新力在中國大地得以釋放，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增長奇跡。鮑莫爾教授在《創新力微觀經濟理論》第九章特別強調，“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企業家的行為很大程度取決于當時的‘游戲規則’，即經濟體對創業的獎勵結構”。20世紀70年代末以及改革開放后的數十年，中國經濟以GDP為指標、以“高速度”為導向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然而高速度發展思維和套路依然嚴重影響著中國的未來發展政策制定。

除了大量公益組織的出現和成熟，近年來中國正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智庫的涌現。大量民間智庫機構參與各項方針政策的研究和討論，釋放它們在激勵機制設置中的創新力，是國家和地方政府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中之重。這些民間智庫機構是小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法人資格，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他們的政策建議或其他研究成果作為法人的財產，是他們對于所在領域創新意愿、能力和志向的表達，應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護。沒有以提供最自由、最科學、最客觀、最有效、最有競爭力的激勵機制設置為己任的專業智庫體系，及其與國內外同仁的自由交流、以及與相關政府機構的平等對話，引導中國社會創新力的建設性屬性就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值得贊賞的是，中國智庫體系中具有一定的多樣性和寬容度。

中國歷史上有過世界無與倫比的發明創造，有過引以為豪的大國輝煌。但是也有由于缺乏充分論證、決策失誤而帶來國人的苦難。活躍在不同行業和部門的專家是各個領域創新力屬性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他們創新力的釋放是高質量穩定平衡發展的保證。工業革命創造了“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信息革命則創造了“看不見的道德準則”來規范人的行為。相信可以自我調節的市場，相信可以遵守道德準則的創新勞動者。政府充分賦能社會創新力釋放，解決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帶領人民用高質量發展的實力、高收入國家的素養融入國際大家庭。中國在信息時代逐漸展示先發優勢，我們有千載難逢的機遇贏得屬于中華民族的尊嚴。

（作者為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責編/張寒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