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元文化主義產生于多種族和民族的融合過程中，隨著歐洲社會移民潮的出現和難民的不斷涌入，圍繞多元文化主義展開的爭論也愈演愈烈，多數歐洲本地居民對多元文化主義產生了否定的態度。然而，文化多樣性終究是歷史的必然，多元文化主義的實現還需要國際間的共同努力及與之配套的制度來推動。
【關鍵詞】多元文化主義 歐洲移民 民族政策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和早期的民族融合政策
多元文化主義一詞，在不同的語境和范疇內有著不同的含義。從社會學、人口學角度看，多元文化主義通常被用來形容一個國家或一個社區內部存在的民族、種族的多樣性，人們雖有著語言、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但卻能“存異”；從政策制定和規劃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義往往指的是為維護和管理民族、種族的多樣性而制定的各種類型的政策和倡議。正如《牛津英語字典》于1957年首次收錄該詞時解釋的那樣，多元文化主義指的是多元文化社會的特點，（以及）維護或支持這種社會中各個文化群體的獨有特征的政策或過程。
無疑，多元文化主義面對的基本社會現實是不同群體及其文化的多樣性。當主體社會處于強勢狀態時，基于對這種多樣性的尊重和維護，一般會維持和延續特定國家或社區的文化樣態，以凸顯國家和社會的多元特征與政治正確。現存的國際政治體系是西方國家建立并主導的，早在18、19世紀，他們就已大體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擁有單一政治認同、主體宗教信仰及強勢文化身份，因此在對待少數族裔和文化群體上，多采取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式來包容境內土著居民或少數群體擁有自身的文化及身份。加拿大政府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使用這個概念來促進國內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和諧共存，就是突出的一例。1971年，加拿大政府將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作為一項擴增的民族政策加以推行，并一直延續至今。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后來也被澳大利亞和大多數歐盟成員國作為官方政策推行，以便協調各自國家乃至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所面臨的族群、教派、移民等文化差異問題。美國自黑人民權運動以來，采取積極的針對有色族裔和外來移民的政策，雖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同類政策大同小異，但官方從未使用過多元文化主義一詞。因此，當前西方世界圍繞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論，多集中在歐洲國家內部，爭論的焦點則是移民問題。
移民潮使得多元文化主義遭受冷遇
外來移民數量的急劇增加，使得少數族群的文化馬賽克現象在歐洲各國不斷出現。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數據顯示，在最近的20年里，歐盟各國穆斯林人口及其占比穩定增長，平均每十年遞增一個百分點，預計到2030年，歐盟各國的穆斯林人口將占歐盟總人口的8%。如今，阿姆斯特丹、安特衛普、科隆、哥本哈根、法蘭克福、倫敦、馬爾默、曼徹斯特、巴黎、海牙、鹿特丹等歐洲大都市的穆斯林人口都已經超過全市人口的10%，布魯塞爾和馬賽的比例更是遠超20%，穆斯林移民群體帶來的伊斯蘭文化在歐洲的影響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反思、批評和質疑多元文化主義的右翼勢力也在蓄積，雙方的矛盾和對立呈上升之勢，尤其是圍繞以宗教習俗、社會地位和政治權益的爭論最為激烈，甚至不可調和。最終，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一方占了上風，這種局面成為近十年來歐洲政治思潮的主流。
其中最具象征意義和代表性的事件是，2010年底到2011年初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德、英、法三國領導人先后不約而同地發表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直接批評和明確反對。2010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公開演說時稱，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讓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徹底失敗”，移民需要做更多事情來融入德國社會。翌年2月5日，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表示，英國長期以來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是失敗的，聲稱“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導下，政府鼓勵少數族群文化獨立發展，導致一些年輕的英國穆斯林走向個人極端主義”。幾天后的2月10日，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接受電視臺訪談時也宣布法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他強調，法國尊重差異，但是來到法國的新移民必須讓自己認可法國所崇尚的價值。
從那以后，歐洲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質疑、批評和反對聲浪越發強烈。特別是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外來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大規模涌入，進一步加劇了歐洲社會對移民的排斥、對伊斯蘭文化的抵制以及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反對。歐盟統計局（Eurostat）2018年3月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2017年間，向歐盟申請難民庇護的外來人口中，數量排名前十位的均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體的伊斯蘭國家和地區，其中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國的申請庇護總人數就達到150萬人。穆斯林移民與歐洲本地基督教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特別是由此帶來的“文明沖突”的現實沖擊，也因近三年來在歐洲主要都市中屢屢發生的恐怖襲擊個案而被不斷放大，右翼勢力趁機對主體為穆斯林身份的外來移民加以懷疑、排斥和打壓，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及政治行動在大受移民問題影響的歐洲各國迅速泛濫。在德國、法國、奧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國，公開持有反移民、反伊斯蘭立場的右翼乃至極右翼政黨的選民支持率持續攀升，足以說明歐洲社會許多人對穆斯林移民的排斥態度。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針對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哲學更多強調人們應作出何種反應，是承認民族及種族多樣性的客觀存在，并試圖保留處在相對弱勢地位的少數族群的文化特性，凸顯主流社會對個體或少數群體的文化的尊重、承認乃至接受，還是一味排斥打壓異質文化，維持原有主體文化的一元性和主導性地位？主體不同，對待多元文化主義的態度和立場也會大相徑庭。因此，當歐洲社會大眾談及多元文化主義時，這個概念往往與“身份政治”“差異政治”和“認同政治”聯系在一起，使它不僅涵蓋身份和文化意識，而且還成為了一個標識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問題。
201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歐洲人擔心難民潮將會帶來更多的恐怖主義，以及更少的工作；而在關于少數民族、多樣性和國家認同的看法上，調查顯示，歐盟內部存在著尖銳的意識形態分歧。許多歐洲人不相信日益增長的多樣性是件好事，其中，希臘（63%）和意大利（53%）過半受訪者持有這種看法，而匈牙利、波蘭、荷蘭和德國的受訪者中對多樣性持否定態度的比例均超過對其肯定的比例，只有英國、瑞典、法國和西班牙的受訪者“覺得多樣性對他們的生活好”的比例略微超過“不好”的比例。
歐洲統計局2018年第2季度的數據顯示，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國向歐盟國家申請庇護的人數分別為18315、9155和8355人，位列申請庇佑國前三，占申請總人數的比例分別是13%、7%和6%，這意味著穆斯林移民仍然是歐洲外來移民的主要來源。
毋庸置疑，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歐洲各國內部不同文化群體互動妥協的結果，尤其是少數群體積極爭取的結果。文化的多樣性不會必然導致多元文化主義，但會引起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與挑戰，后者常常宣揚外來移民及其文化對本地社會的侵蝕，進而將民粹主義者對外來文化的恐懼與擔憂向普通大眾傳遞。雖然2018年前10個月還有48萬多人申請歐盟庇護，但與2017年的70萬、2016年的126萬及2015年的132萬人口相比，進入歐洲的移民總數明顯下降。雖然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數量和造成傷亡的程度也在下降，但歐洲社會對伊斯蘭文化的批評、對穆斯林移民身份的猜忌浪潮卻沒有減緩，2018年以來更甚。
2018年2月，一向在難民問題上持有開放立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執政黨年度大會上強調，“被誤導的寬容與民粹主義煽動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一樣，對我們的凝聚力是危險的”。4月19日，德國《明鏡周刊》一篇題為《正在改變的國家面目》一文也提到，“許多德國人覺得在自己的國家是外國人，他們害怕移民正在迅速改變自己的家園”。
歐洲社會對外來文化呈現排斥態勢
早在50年前，英國保守黨議員以諾·鮑威爾（Enoch Powell）就曾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血流成河”演講，強烈抨擊英國大規模移民、特別是從英聯邦移民的政策。據英國《衛報》2018年4月14日的報道，在那次演講幾周后，蓋洛普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4%的英國人贊同鮑威爾在演講中對英國移民政策的批評。而輿觀調查（YouGov）2018年4月針對之前的演講對5200人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也發現，50年后40%的受訪者依然認為鮑威爾的警告是有根據的，43%的受訪者預計，在未來幾年，英國不同社區之間的關系也會惡化，而只有14%的受訪者認為情況會好轉，另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保守黨退歐選民表示，多元文化主義行不通。該調查還發現，51%的受訪者擔心移民會增加醫院和學校的壓力，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是對英國生活方式的威脅，略高于認為穆斯林信仰與英國生活方式可以兼容的比例。
2018年6月9日，攜帶629名海上獲救移民的“阿奎里厄斯號（Aquarius）”救援船在馬耳他和意大利的靠岸遭拒事件，又一次將歐洲各國針對近年來涌入的大量移民而展開的相互攻訐暴露在公眾面前，表明歐洲政界和公眾在移民問題上的分歧和對立形勢依然嚴峻。6月底，在歐盟召開的關于移民問題的布魯塞爾峰會上，企圖向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拒絕大規模移民的國家施壓的做法并未成功，這代表歐洲多數國家向多元文化主義明確說“不”。
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發布的一份題為《西歐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指出，在被問及有關移民是否應該融入歐洲的問題上，接近七成的西歐受訪民眾認為，為了自己的社會好，移民必須接受他們所在新國家的習慣與傳統。歐洲本土民眾對外來移民身份的反感和自身文化的堅持可見一斑。即便2018年夏法國足球隊獲世界杯冠軍，也被很多自媒體嘲笑為“80%的非洲隊”，原因就在于法國球員有許多是來自非洲的移民及其后代。法國作為實施多元文化主義的成功例子，現如今卻被許多反對者當作嘲諷的對象，甚至還有讀者在《澳大利亞人報》上撰文強調：“足球隊的種族多樣性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的推行任重道遠
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的那樣，“在歐洲，多元文化主義一般同自由允許特定文化群體在個別社區集中生活的政策有關，但如今它已日益成為社會個別群體孤立存在、與社會隔絕的象征，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移民問題引發的身份認同、本地公眾的安全擔憂、外來人口的邊緣化、移民自身嚴重缺乏的歸屬感，很容易使多元文化主義成為歐洲各方角力、焦慮和恐懼的替罪羊。外來移民與本地社會的融合應該是相互的，移民需要努力融入新國家，國家本身也需適應新形勢、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從而促進雙方的理解、溝通與良性互動。
多元文化主義觀念提出的初衷就是為了用制度和框架來維護和促進不同種族、民族、社群、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加強彼此的尊重、包容，從而推動國家內部各個不同文化單位間的和諧共存。與早年美國實行的“熔爐”政策，或其他歐洲國家實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同，多元文化主義從理論上代表了人類社會應對不同文化群體持一種開明態度的進步做法，歐洲也一度朝這個方向在努力。但當前歐洲圍繞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論表明，好的理念也需要與之配套的制度來執行，更需要相應的社會基礎作支撐。
毫無疑問，移民是全球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移民的互動，一定會產生新的文化結果。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發展面臨的困境表明，推動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既不能任由不同文化完全獨立、平行地發展，也不能使之邊緣化從而越來越偏離主體社會。一個合理的目標應該是在確保國家認同的基礎上，既保有各個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尋求逐步建立超越各個文化、族群之上的統一的國家文化，努力培育各族裔文化間的共同點，從而彌合不同文化的差異，最終形成和鞏固所有群體都能接受的文化認同。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曾昭鵬：《與時俱進的多元文化主義》，《聯合早報》，2016年2月14日。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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