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歷史的發展與文化的交流，有一些“古國”逐步成為文明中心，帶動各個地區文明的發展進程，并形成了以夏、商、周的國都為核心的部落聯盟，有學者指出，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只代表三國之間勢力與文明輻射力強弱的變化，是“古國”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這與秦漢以后的改朝換代意義不同。
夏朝與商朝對多神的信仰和祭祀相當普遍。而周朝則是人文精神勃興的時代，是中華古文明發展的關鍵，經過文明交流與百家爭鳴，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體系逐漸形成，其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與大同小康的理想社會指引著中華文明后續數千年的發展走向。
儒家的大同與民本思想可以作為了解中華文明進程的樞紐
大同的理想社會。儒家經典文獻《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大道流行的時代，天下不是家族相傳，而是為世人所共有，選取賢能之人共同治理，大家講信用，和睦相處，彼此合作，家庭社會各方面的治理達到盡善盡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樣美好的世界就算是真正的大同世界。這是孔子在君王世襲制的環境之中所提出的超越世襲制度的政治理想。
民本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傳統文化中的“民惟邦本”“重民本”“以民為本”的思想。據《尚書·五子之歌》記載，大禹曾告誡其子孫：“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是說人民是用來親近的，不能輕視與低看；人民才是國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國家才能安定，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發端。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詮釋：
君王與民眾的關系。《孟子》中講了一個大道理，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民貴君輕”的思想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影響很大。《管子》也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意為君王要想完成霸業，必須以人民富裕安康為前提與基礎，如果窮兵黷武、勞民傷財而爭奪霸業，則必然把國家引向危險的境地。又如，齊景公時期，有一位基層官員對齊景公說：“使君無得罪于民。”意思是指但愿君王不要得罪百姓。齊景公很生氣，回答說：“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這句話意思是：如果說有小民得罪于君王還差不多，君王對百姓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哪兒有君王得罪百姓的說法呢？晏子插話說：“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是說夏桀和商紂王，是被君主殺了呢？還是被百姓殺的呢？”意在告誡齊景公，不可得罪百姓，否則家國不保。所以《禮記·大學》中所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就是告訴執政者要以百姓的好惡為自己的好惡，與百姓心連心，這樣才可以與人民親如一家。
天意與民本的關系。商朝的統治者幾乎是每事必卜，許多重要的軍國大事都要由神意來決定。但是發展到周朝的時候，“人”的意志開始大于“天意”，根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這說明，周朝的開國者已經不太在乎代表天意的占卜，而更加關注人心向背、實力強弱等因素。周王朝總結夏桀、商紂王失敗的教訓，指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上天在統治者有德的情況下會給予世俗統治者以合法性，也可以在失德的情況下撤回天命，轉給他人。《尚書·泰誓》篇是武王伐紂的誓約，其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命是否授予某個執政者，關鍵看這個執政者是否有“以民為本”的執政情懷，這就是“以德配天”“保民而王”。
服務與教化的關系。傳統的民本思想強調對民眾要加以教化、引導、提升。《論語》中有一記錄，孔子去衛國，冉有陪同。在路上，孔子感嘆衛國人丁興旺。冉有問，人口多了以后怎么辦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富裕了以后怎么辦？孔子說，教化他們。這就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三部曲。“以民為本”，要創造出安居樂業的環境，要滿足民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但不能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還要在此基礎上加以“教化”。所以，《禮記·學記》篇云：“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大學》開篇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親民”有“親近民眾”與“使民自新”兩種解釋。所謂“親近民眾”就是要求管理者、執政者與百姓打成一片，服務人民；而“使民自新”則是在此基礎上的提升，要在完善自身的基礎上，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這就是“引導群眾、提高素養”的過程。這兩種解釋都講得通，結合起來更好一些。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以人民為中心，既注重服務，也注重教育引導，這正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準確把握與借鑒。
忠誠與革命的關系。《大學》有云：“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 作為執政者要把仁愛作為最高目標，作為大臣要把忠誠、恭敬作為自己的不懈追求。“仁”與“敬”是一對關系，相依而存，如果君王對于民眾失去了仁愛之心，沒有了“民本”的思想基礎，那么下屬的忠誠也不可能存在。上下雙方是基于“以民為本”這一基本共識而形成的君仁臣忠的契約關系。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晏子也說：“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微子曾說：“臣主以義屬……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上下級關系以道義維系，如果君王犯錯誤，下屬基于對事業、民眾的忠誠，應當再三勸諫，勸了沒有效果，就應當辭職。在傳統典籍之中，碰到了不顧百姓死活的君王，除了辭職，還有易位、革命等選項。《孟子·萬章下》中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這句話是說君主的親族，以宗廟為重，在君王已經失德的情況下，可以發動政變，在家族內更換更加合適的領導人。而家族內如果無力解決，為了黎民百姓的生計，就只有革命了。所以《周易·革卦·彖傳》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將商紂王等暴君定義為殘賊之人，而對商湯、周武王的革命行為加以頌揚。
禮儀、仁政、民本等思想為封建社會和平發展提供了基本治國方略；民本與革命的思想為朝代更迭提供理論支撐
在周王朝發展成熟的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明，對于和平發展、改易更化、改朝換代都提供了具有指導意義的文明資源，這一資源的核心就是“以民為本”，具體到每一個時空環境之下，是仁政還是革命，都是在民本這一前提下加以抉擇。
在《禮記·禮運》篇中，孔子指出天下為公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能實現，在“家天下”的環境下，天子、諸侯的寶座父子兄弟相傳。就只能把“禮義”作為根本大法，用來規范君臣、家庭、社會關系。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以禮治國的佼佼者。“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這六位君子，嚴格按照禮法治理國家，一切都是有規可循，違禮必究，這就是小康，歷代帝王也就將此作為學習的目標。
貞觀元年，李世民剛剛當皇帝，他就指出：“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李世民通過研究歷史得出結論，凡以仁義治理國家的都國運久遠。用嚴刑酷法統領人民的，雖然能治理一時的弊端，但國家很快就會滅亡。所以他要以儒家的誠信、仁義作為治理國家的方針。他還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還記載他對民本思想的認識：“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人民是國家的根本，百姓的安居樂業是統治者得以存在的基礎，是其合法性的來源，不能本末倒置。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儒學提供了最合適的長治久安之策，所以為歷代政治家所推崇。
民本與革命的思想為朝代更迭提供理論支撐。如果身處亂世，儒家的君仁臣忠、以民為本的禮儀制度已經缺乏實施的可能性，那么其內部蘊含的革命文化資源就可以登場了。《周易》《禮記》《孟子》《荀子》及《管子》等書中，都有對湯武革命的頌揚，認為商湯的革命恰恰可以拯救黎民于水火，是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由于隋煬帝的橫征暴斂，隋末天下大亂，《隋書》云：“《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兇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史籍引用《尚書》《左傳》評價隋煬帝的滅亡是咎由自取，風起云涌的革命造反當然是正義之舉。所以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改朝換代的大戲時常上演，但儒學的歷史地位沒有根本動搖。
儒家思想為各民族、宗教留有充足的平等交流空間；大同理念為終結帝制提供理論支撐
佛教的慈悲與儒家的仁愛有著充足的對話交流空間，所以佛教作為域外宗教可以和平的進入中華大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所說，“佛教產生于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少數民族政權，當他們的勢力深入到中原漢族文化地區以后，都會擁抱儒學與中華文化，因為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龐大而縝密的思想體系，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可以為治國理政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提供長久有效的解決方案。
大同理念為終結帝制提供理論支撐。儒家思想不僅僅可以為家天下的封建社會的建設與革命提供理論指引，也可以為帝制的終結提供思想資源。數千年的封建時代，儒學作為指導思想存在，但儒家始終保持著非議貶低“家天下”的大同思想，保留著天命靡長、以德配天，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的革命思想，但是幾千年的帝制時代，官方也認可并傳播這些思想，這既是文化的寬容，也是政治的寬容。
作為清政府的重要官員晚清名臣徐繼畬，在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一書中盛贊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他以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來詮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貶低“家天下”，開創儒家與西方文明對話的先河。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指出，“人類進化之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把大同理想概括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精神。康有為也專門寫了《大同書》，結合儒家大同思想作為人類進化的“目的”，描述他的理想國。辛亥革命元老、現代大儒熊十力在《原儒》中指出：“孟、荀雖并言革命，而只謂暴君可革，卻不言君主制度可廢，非真正革命論也。惟《禮運》言‘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深嫉夫當時之大人世及以為禮，此乃革命真義。”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很多思想家也將共產主義與大同理想進行比較，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這說明孔夫子的大同理想可以作為詮釋共產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