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國的節日大致有四種類型：一是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冬至等；二是國家法定紀念日，如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七一建黨節、十一國慶節等；三是源自西方的洋節，如情人節、母親節、感恩節、圣誕節等；四是新興節日，如“11.11”光棍節、“12.12”購物節、“5.20”表白節等。這四種節日類型的淵源不同、功能各異、參與群體有別。傳統節日歷史久遠，源自農耕文明，是全民參與的節日；國家法定紀念日重在突出紀念的意義，是一種國家的行為儀式；洋節源自西方文化，以青年人為參與主體；新興節日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借助特定的數字和諧音等發明創造而成，商業為其主要的推手，在青年人群體中更為流行。通常我們說的“過節”主要是指傳統節日。然而，在當下的語境中，“過節”的方式與以往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如何看待這些變化，見仁見智。對此，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既不能一味地批評，也要給予適當的引導。

一些傳統節日隨著歷史的發展，需要實現“現代化”

中國傳統節日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歷經千、百年的傳承，是一種全民參與的文化創造。其產生的根基一為源遠流長的農耕文明，二為自西周以來的宗法家族制度，因此傳統節日最重要的兩大主題是感恩和祈福。感恩大自然的恩惠、先輩的福蔭，寄托對先人的哀思；祈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這兩大主題的實施，往往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儀式來完成，如春節、清明節、冬至的祭祖，七夕的祭拜織女，中秋節祭月，重陽節登高、喝菊花酒，端午節祭拜屈原、掛艾葉菖蒲等。中國傳統節日大多以家庭、家族為單位舉行，只有少數節日延展到社區（村落），如元宵節的燈彩、社火，端午節舉行的龍舟競渡等活動。

傳統節日作為生活的一部分，跟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生活方式的演進密切相關，它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大環境。產生于農耕文明時代的傳統節日也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例如，隨著手機、互聯網成為人們生活中須臾不可或缺的部分，春節期間也產生了微信紅包、視頻拜年等方式；清明節傳統上是上墳祭祖，但現在，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人因種種原因無法回鄉祭祖，以視頻直播的方式參與祭掃活動，或者在網上設立虛擬祭掃空間，進行清明禮拜，表達對逝者的追思與懷念。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西方的一些節日日漸傳入中國，受到部分年輕人的追捧。由于生活節奏的加快和赴異地工作的常態化，有些家庭平時很難聚在一起出游，于是全國法定節假日就成為全家出游的理想時間，于是，“過節”就等同于“放假”。這是一個自然而然形成的現象，也是節日“自我更新”的表征。

中國傳統節日重視儀式的神圣性和家族性，娛樂性與公共性并不提倡，所以逐漸難以滿足現代人的審美要求。洋節之所以被部分年輕人追捧，就在于其具有較強的娛樂性和公共性。在各級政府部門的引導、推動下，傳統節日的公共性和娛樂性也在不斷增強，如春節期間舉辦的各種廟會，元宵節期間的大型燈彩和花車巡游，端午節龍舟競渡比賽等，從而逐漸形成了由政府部門組織的大型活動、街道和村落組織的社區節日活動和以家庭家族為核心的活動相結合的節日模式，使得公共性、娛樂性更加突出。

因此，傳統節日的“現代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正如黃濤先生在《開拓傳統節日的現代性》一文中所說的：“傳統節日是一宗重大而特殊的民族文化遺產，但不應該是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奇風異俗。它既是擁有久遠歷史的文化遺產，又是為當代國民人人享有的生活文化。作為全民性文化生存方式，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與慶賀方式應該是在傳承中不斷更新、與時俱進的。”節日文化正是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加入新的元素，才體現出傳統節日強大的生命力。

節日“賦值”應堅守其固有的“文化內涵”

節日“賦值”一方面是節日自身“適應”社會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學界、媒體、商界各方合力作用的產物。在這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衡量成功與失敗的標準應是對節日“文化內涵”的堅守程度。

例如，重陽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這一天，人們要登高、飲菊花酒、插茱萸、吃重陽糕、放風箏等。從各種文獻記載來看，至少在漢代，重陽節的習俗已經盛行。避禍除邪消災、強身健體是重陽節主要的文化內涵。而且重陽節很早就與祈壽、敬老結合在一起，曹丕在《九日與鐘繇書》中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些地方逐漸把重陽節定為老人節，倡導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風氣。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法律明確每年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重陽節的這種“賦值”符合其本身的文化內涵，是對重陽節的成功“再造”。

再如，清明節的祭祖原本主要是祭祀宗族的祖先和逝去的家人。民國時期增加了對黃帝、炎帝等中華民族先祖的公祭活動。近些年來逐漸擴大到對當代先賢、革命先烈的祭祀紀念，甚至在這天，有些高校對創始校長、著名教授也進行祭奠。這種變化把祭祀對象從家庭、家族先祖擴展到國家先烈，禮敬先人、慎終追遠的文化內涵并沒有發生變化，培養感恩文化、家國情懷的社會功能也沒有變。

近些年來，也有一些對傳統節日的“賦值”因為背離了其本來的文化內涵而以失敗告終的案例。例如，前些年有些地方不遺余力要把七夕節“打造”成中國情人節。七夕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西京雜記》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于開襟樓，人俱習之”的記載，說明在漢代已盛行過七夕。唐宋詩詞中，婦女乞巧也被屢屢提及，唐朝王建有詩“闌珊星斗綴珠光，七夕宮娥乞巧忙” 。到了北宋，京城中出現了專賣乞巧物品的市場，稱為乞巧市。由此可見，七夕節原本與愛情、情人沒有絲毫關系，反映的是中國農耕文明時期，由于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女性希望自己能夠心靈手巧，所以向織女星乞巧。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七夕向織女星乞巧以及牛郎織女故事中七夕相會情節的緣故，兩者逐漸合二為一，南朝梁宗懔在《荊楚歲時記》中首先把兩者放到了一起，“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針，或陳幾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符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商家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刻意突出牛郎織女故事中的愛情元素，以此來“打造”中國的情人節。殊不知，這種做法，既背離了七夕節“乞巧”的文化內涵，也違背了情人節的基本規律，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情人節幾乎都在春季開展，因為春天才是生機盎然、愛情萌發的季節。更何況牛郎織女基本上是一個愛情悲劇，哪對情人愿意像牛郎、織女一樣一年只能相聚一次？所以，這種“賦值”注定是要失敗的。

傳統節日要與時俱進，就要被賦予現代的價值與意義。但“賦值”應建立在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之上，背離或扭曲節日文化內涵的“賦值”是沒有生命力的，也終究會被民眾所淘汰。

一些商業介入對傳統節日的發展有助推作用

在對傳統節日“賦值”時，最具爭議的是商業介入的問題。持批評意見者認為，過濃的商業意味，可能會削弱傳統節日的文化意涵，淡化其本來的價值意義。對此，我們也需要針對不同情況具體分析。如果商家純粹出于牟利的目的，不顧傳統節日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偏離傳統節日的價值取向，確實會對傳統節日的傳承帶來負面作用。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的商業介入，對于傳統節日的傳承是有益的。

商業的介入有利于推動對傳統節日的宣傳。傳統節日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到今天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同時，由于社會歷史的發展，傳統節日的很多儀式已經被人們所遺忘。因此，傳統節日的復興需要政府、學界、媒體、商界的共同參與，商界無疑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例如，每到農歷歲末，每個商鋪都會布置一新，除了琳瑯滿目的春節商品外，濃濃的春節味撲面而來。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莫不如此。雖然商家的目的是為了經濟效益，但客觀上營造了良好的節日氣氛。

商業可以為傳統節日提供充足的節日物品，豐富節日活動。在農耕時期，節日所需的食品及其它物品大部分是自己加工的。今天因為生活節奏加快，人們已無暇親自制作，不要說城市居民，就連農村中很多家庭因為外出務工也無暇顧及。而且，即便有時間，年輕人也不會制作或者不愿意自己做了。商家提供這些節日物品，如清明節的青團、端午節的粽子、上墳祭祖用的“元寶”，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對于傳統節日的傳承無疑是有益的。

傳統節日有自我糾偏的能力。每當商業介入超出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時，這種糾偏功能就會發生作用。例如“年夜飯”是春節最重要的儀式之一，體現全家團圓以及對新年美好生活的期盼，傳統上都是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后在家里進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市民的收入提高了，而年三十又要上班，沒有時間準備年夜飯。于是各飯店、賓館就適時推出了年夜飯的項目，一時間供不應求，在上海好的飯店往往需要提早幾個月預定。在酒店吃年夜飯，雖然少了購買、烹飪乃至最后收拾的辛勞，但多少有悖于年夜飯的傳統，再者存在環境嘈雜、私密性不夠等缺憾。最近幾年年夜飯出現了回歸家庭的趨勢，2018年上海各飯店、賓館的年夜飯桌數已大減。這就是糾偏功能在起作用。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