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國家治理的思考
5.用法律增強民族記憶，讓悲劇不再發生。馬克思曾經講過，“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驚人相似”。黑格爾也說過，“歷史給人類唯一的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從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能記事，一般不會在同一個地方反復跌倒。但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不記事的。個人可以很理性，但是很多理性的個體集合在一起，人類整體、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可以很不理性，很容易忘記過去，忘記歷史上的災難。每一代人都是從頭開始，似乎都是第一次遇到災難，都是驚慌失措，都在重復過去的彎路和悲劇。一個令人無法接受的真相是：作為集體的人類似乎沒有記憶，永遠長不大！
怎樣才能讓人類作為一個集體，讓一個民族、讓一個國家有記憶呢？主要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寫史，很多史書都是在告訴我們過去是什么，留下什么經驗教訓。但僅僅寫史是不行的，因為史書沒有法律約束力，管不到子孫后代的行為。這就需要第二種辦法，就是制定法律，把歷史經驗教訓變成剛性的法律，一代傳一代，每一代人把自己的經驗教訓通過修改法律加進去，這樣人類的文明進步就有了剛性的載體，不斷積累，子孫后代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人類社會就這樣一點點進步。人類要避免循環往復犯同樣的錯誤，必須用法律的形式來記載歷史，法律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提煉，是文明和美德的重要載體。大災大難之后都是立法、修法的良機。世界上很多良法善治都是在大災大難之后形成的。我們不要“浪費”了這次災難，不要白白付出代價，一定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我國的有關法律制度。
最近我讓學生梳理了2003年“非典”之后我們是如何總結經驗教訓的，17年來為了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我們制定修改了什么法律，完善了什么制度。當時我們確實痛下決心要改進制度，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規。我們發現這些法律制度存在不少問題：法律規則之間銜接不好，甚至沖突，例如關于信息通報的規定，各執一詞，都有依據，無所適從；法律規則的位階太低，有一些還是政府規范性文件，難以在“戰時”調整權利義務關系；法律規則可操作性不強，很多條款沒有主語，只規定要做什么事情，沒規定誰做。如果把我們所有法律條款的主語都加上去，我國法律規則的剛性、可操作性必將大大增強，法治就會大為改觀。再則，要經常進行有針對性的演習、演練。就像當年我們為了應對導彈攻擊和地震，進行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也進行了很多演習、演練。既然瘟疫的出現只是時間和地點的問題，將來要把應急演習演練常態化。2003年“非典”后開展的這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設，經過這次檢驗后，我們一定要針對問題進行改進提高，最好把所有規定納入一部法律，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
6.國家的非常態治理。國家治理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常態化治理，另一種是非常態化治理。我們現在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主要是常態化治理，但非常態治理，例如應對突發事件、瘟疫等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所以要建立健全非常狀態下國家治理體系，提高非常狀態下國家治理能力。比爾·蓋茨在2015年的一個演講中說，未來幾十年對人類最大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的可能不是導彈，而是細菌病毒。很多國家不是防控疫情的制度不完善，而是根本沒有。在全世界范圍內，大家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來應對突發傳染病。
盡管我國已經建立了疫情防控制度機制，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吃一塹，總要長一智。經歷這次疫情，我們必須完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包括日常監管、預測預警、信息傳送、常態化演習、緊急處置等。
7.盡快制定《緊急狀態法》。一個國家其實應該有兩套法律制度，一套適用于平時，另外一套適用于非常時期、非常狀態。這次，我們看到瘟疫爆發后，很多國家立即依據相關法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獲得巨大的法律授權，可以調兵遣將，動用一切資源，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維護公民健康和正常秩序。我們也采取了很多類似管治措施，例如強制檢疫、“封城”、“戰時管制”、居民區特殊管治、財產和權利自由的臨時限制，等等，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宣布全國或者湖北、武漢進入緊急狀態，因為我們還沒有這部重要的法律。
根據我們對美國情況的研究，一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美國總統獲得至少136項法定緊急權力，包括沒收財產、調控生產方式、沒收商品、向國外派兵、實施戒嚴令、控制交通通訊、管制私人企業運營，甚至可以中止化學和生物武器管制法等。自1919年2月5日威爾遜總統首次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來，100年里美國共宣布67次緊急狀態。其中，33件緊急狀態尚未結束，持續最長的是1979年11月14日卡特總統發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封鎖伊朗政府財產（行政命令12170）”。34件緊急狀態已經完結，持續最長的是1933年3月9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發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宣布法定假日（公告2039）”，1978年12月14日才終了，持續逾45年，共計16716日。已經結束的緊急狀態平均持續達2952.3天。從類型上看，67次緊急狀態中，涉政法的1件，涉公共健康的1件，涉國內經濟的2件，涉海事的2件，涉軍事的8件，涉制裁的45件，涉貿易的8件。克林頓總統任內實施緊急狀態17次、小布什總統13次、奧巴馬總統12次（包括2010年1月關于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公告8443］的國家緊急狀態）。特朗普總統上任3年多已經實施了5次緊急狀態，第6次就是3月13日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可見，實施緊急狀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國家發生特殊情況，暫時中止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大家都委屈一下，讓政府有權采取特殊措施對特殊事態進行特殊處理，完結之后很快恢復正常狀態。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8.修改《執業醫師法》，取消中醫師資格考試，大力發展中醫中藥。讓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中醫考醫師資格，是不科學的。高手在民間，智慧、活力在民間。中國治國、治病歷來講究一地一策、一人一策，不是西方那種格式化、集約化的模式。中國的經驗彌足珍貴。如果我們放棄了中醫中藥，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重大損失。
9.輿情應對與疫情處置同等重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輿情應對與疫情處置同等重要。疫情一旦出現，第一時間一定要依法上報，一刻都不能耽擱；疫情事關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一定要保證信息暢通透明，讓所有人都知曉；遇到重大災難，政府與我們每個人一樣，一開始也會無所適從，我們一方面要給政府時間去動員準備，全力配合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必須給人們吐槽留下空間，開閘泄洪，有意識釋放民間的抱怨和壓力，耐心與人民解釋對話，塑造良性互動的官民關系。
10.國家安全警鐘長鳴。國家安全必須警鐘長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特別是生物安全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一定盡快要建立健全維護國家生物安全的制度體制和機制。要經常進行國家安全重大風險隱患評估預測，重大政策出臺之前一定要進行國家安全風險評估測試。
如果最終有確鑿證據證明，確實有人用瘟疫作為攻擊他國的武器，這不僅危及一國安全，而且危及全人類安全！全人類必須給與最強烈的譴責，這是傷天害理、自斷后路、滅絕人性的國際犯罪行為，一定要嚴厲追究。我們不相信有人會如此缺德，不負責任，我們共同拭目以待。
11.加大瘟疫研究、瘟疫防控的資源投入。人類誕生以來一直面對三大危險，第一是瘟疫，第二是饑餓（貧困），第三是戰爭。為了解決貧困、饑餓問題，為了應對戰爭，我們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建立了無數機構。正是因為有巨大的投入，我們才不斷減少貧困，今年中國將全面脫貧；二戰后70多年才沒有發生世界范圍的大戰。相比之下，我們投入了多少資源應對我們最大的威脅——瘟疫？我覺得投入遠遠不夠，根本無法與應對饑餓和戰爭同日而語。因此，我們必須像重視解決貧困問題、戰爭問題一樣，重視解決瘟疫的防控和災難的治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各種資源來做這件事情。各國都應該如此。
12.科學研究應破除“論文導向”。科學研究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結果導向，而不是論文導向。我讀碩士和博士的時候就沒有發表論文的要求，現在外國很多大學也沒有這樣的要求。我們整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太形式主義，追求學術GDP、文字GDP，不管文章有用沒用，能發表就行。不僅要在國內核心刊物發表，還要在國外核心刊物發表；英文文章優先，其他語種包括中文都要低一等，甚至根本不算數。假大空、無病呻吟的文章太多，為賦新詩強說愁，不實事求是。當年我做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時，曾經努力廢除這個制度，但未能成功。替代性的方案可能就是要求你提交一篇有自己觀點的文章，或者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案。如果發表論文，不要求必須是什么核心刊物，所有刊物一律平等。只要能發表，能產生論文應有的作用就行。形式主義損害了很多實質性的科學發展和進步。在科學研究上，來不得半點虛假和虛妄，必須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真知和真相。
13.中國應在國家治理方面給人類作貢獻。長期以來，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國家落后，總是習慣于從西方找經驗，到外國取經——當然這仍然是需要的，我們永遠都要虛心學習別國成功經驗，切忌驕傲自滿。但是，在面對人類共同威脅、共同敵人，解決人類面臨共同挑戰的時候，各國基本上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第一次”面對，都沒有經驗。相比之下，中國可能更有優勢，例如在應對瘟疫方面，我們畢竟有幾千年的歷史和經驗，美國才200多年歷史，我們經歷的事情比他們更多，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也更有把握。盡管我們的治理體系還不完善，治理能力也有待提高，但不能妄自菲薄，在國家治理方面要有制度自信、歷史自信，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能力不比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差。經歷此疫（役），我們要更加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信心，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制度體制機制，在國家治理方面給人類做貢獻，并在完善全球治理中發揮我們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