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紀律是我們黨最根本、最重要的紀律，是凈化政治生態的重要保證。年輕干部要健康成長，首要的任務是深刻認識遵守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重要性和嚴肅性，自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2015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重點要做到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決不允許背離黨中央要求另搞一套；二是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個人勢力；三是必須遵循組織程序，決不允許擅作主張、我行我素；四是必須服從組織決定，決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五是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決不允許他們擅權干政、謀取私利。雖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政治生態已大為改觀，但“七個有之”依然沒有根絕，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必須時刻警醒、引以為戒，以“七個有之”為戒律，逐條對照，堅決杜絕；以“五個必須”為標尺，逐一對標，堅決落實，真正做到不碰紅線、守住底線。

年輕干部特別要注意保持健康的同志關系，絕不允許搞“小圈子”。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決杜絕一些黨員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嚴肅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歐陽修寫過一篇《朋黨論》，從堯舜禹湯、秦漢唐宋說起，對“朋黨”的嚴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認為許多朝代就是亡于“朋黨”。從黨史上看，張國燾、王明等都是搞派別活動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從現實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因一些“老虎”“蒼蠅”的落馬而牽出的窩案、串案，無不與大大小小的“圈子”有關，像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等，以利祿相勾結，以升遷相依附。這些人都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所謂“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敗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棄”。每個黨員干部都生活在社會當中，有親戚、同學、戰友、同鄉等社會關系，但在交往中一定要謹守底線，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覺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習慣在受監督和約束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切莫成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拉攏、投資，進行“圍獵”的對象。要多結一些“窮親戚”，多接地氣，了解百姓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要多交諍友、益友，如孔子所說的：“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要在見賢思齊中提高自己，在鞭策中砥礪自己，把人生之路走得更扎實、更穩健。

牢固樹立宗旨意識。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沒有自己的私利可圖。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必須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對領導機關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是高度統一的，對人民群眾負責就是對黨負責、對領導機關負責，我們黨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但近些年有的干部忘記或顛倒了這一關系。某市有一位副局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居然質疑記者 “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這一句話暴露出一些黨員干部把黨的利益與廣大群眾的利益對立起來了。更有甚者，一些干部為了個人的升遷，千方百計討好上級，弄虛作假，甚至大搞行賄受賄；而對人民群眾卻是“橫眉冷對”，視為“刁民”“麻煩的制造者”，千方百計防著、躲著、堵著，勢同水火。由于某些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導致了投機鉆營者得利、老實人吃虧，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惡化了政治生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寧可得罪千百人，也不能愧對13億人民”的無畏精神、為民情懷，持續推進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黨風政風為之一新，政治生態有了很大好轉。但對形勢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一點也不能低估，需要堅持不懈地“拍蠅”“打虎”，凈化政治生態，密切黨同群眾的關系。中央黨校樹立著兩位縣委書記的銅像，他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典范。焦裕祿的事跡早已為人們所知。另一位是福建省東山縣原縣委書記谷文昌。他14年如一日，帶領干部群眾種植“木麻黃”改造生態，把荒島變成綠洲，徹底改變了千百年來沙進人退、四處逃荒的境遇。“見到木麻黃，想起谷文昌。”他還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把國民黨抓壯丁涉及的家屬由“敵偽家屬”改為“兵災家屬”，解脫了十萬人的政治包袱。“一項德政，十萬民心”，人們高呼“共產黨萬歲！”他去世后，每逢清明時節，當地百姓都要“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河南衛輝市唐莊鎮黨委書記吳金印在農村一干就是60年，多次放棄提拔的機會，帶領鄉親們共同富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地百姓不顧他的阻攔，在太行山上刻下了“太行公仆吳金印”幾個大字，把唐莊的一座山峰命名為“吳公山”。這些事跡多么令人敬佩！黨員干部不要追求做大官，要做大事，只要一心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群眾會世世代代感激，這是多么大的功績！

堅持好民主集中制原則。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也是全黨需要遵守的政治紀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落實好民主集中制“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又可以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有效防止和克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分散主義，是科學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優勢變成我們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工作優勢”。毛主席早在戰爭年代就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先后寫過《關于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此后又寫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在七千人大會上專門講了民主集中制問題。民主與集中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有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缺乏民主一方，有的領導干部搞“一言堂”“家長制”“老虎屁股摸不得”，班子成員有話不敢講，不充分發揚民主，難免有一天會“霸王別姬”。有的集中方面執行不好，各行其是，正確的路線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要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一把手”要當好“班長”，“班長”是加了引號的，只是一個比喻。“班長”既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又要擺正位置，不要專斷，要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協調好同各方面的關系。尤其要善于聽取少數人的意見，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有些重要的情況、線索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一點很值得注意。班子成員要自覺維護“班長”的領導，尊重“班長”的意見，服從“班長”的指揮。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增強黨的團結。毛主席指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體現在勇于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反對自由主義，按照黨的原則處理各種矛盾，講真理不講面子，對于各種錯誤思想和言行敢于批評，幫助犯有錯誤的同志，并教育大家引以為戒，使黨內政治生活造成一種嚴肅認真、是非分明、積極向上的空氣。延安整風運動中，黨將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統一思想、行動一致的關鍵舉措，通過健康的思想斗爭，使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我們今天搞好黨內政治生活樹立了榜樣。大量事實表明，對領導干部從嚴管理、從嚴監督才是真正的愛護。時常“紅紅臉”“出出汗”，有利于及時“排毒”，增強“免疫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那種上級對下級哄著護著，下級對上級捧著抬著，同級對同級包著讓著的做法，看似一團和氣，實則是一種對干部不負責任的庸俗哲學，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會，最終大家都會深受其害。有些人可能會擔心，相互批評會不會影響團結？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批評相當尖銳甚至令人難以接受，中央領導同志無私無畏，進行直接的思想交鋒，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曾經受王明“左”傾錯誤影響嚴重的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整風過程中出了嚴重偏差，毛主席發現后立即予以糾正，并主動承擔了責任，還三次到中央黨校講話，公開作檢討，向受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這些不但沒有引發離心離德，反而因思想認識的一致而更加團結，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當然，批評一定要講求方法，不能搞突然襲擊，糾纏于細枝末節，不能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批評的一方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被批評一方要正確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嚴守廉潔紀律，勇于擔當作為。有的人把二者對立起來，認為廉潔紀律是羈絆，說什么“官不聊生”，于是消極怠政，為官不為。這種思想是非常錯誤的。很多人都知道紅旗渠的壯觀，贊嘆紅旗渠精神的偉大，但不一定都知道在紅旗渠建設的10年中，縣委書記楊貴始終走在前列，沒有一次請客送禮，沒有一處揮霍浪費，沒有一例貪污受賄，沒有一個人挪用建渠物資，建渠質量經過了半個世紀的考驗，群眾稱贊他“太行一渠清水，楊貴一身正氣”。這是多大的擔當，多大的作為，又是多大的自律。敢不敢于擔當作為，根本取決于心里想的是“天下為公”還是“一己之私”。如果一心想的是黨的事業、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勇往直前、開拓進取，即使出現失誤，也會被群眾原諒，也容易得到糾正。如果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盤，就會畏首畏尾，“愛惜羽毛”，庸庸碌碌，無所作為，耽誤黨的事業。谷文昌在福建東山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果說這是職務工作分內的事，那么他在“文革”期間受到不公正對待后的表現，就更顯其在逆境中的擔當。他被下放到寧化縣禾口公社紅旗大隊當農民，沒有任何怨言和牢騷，而是跟妻子說：“我們當年不就是農民嗎，讓我們再來一次兄妹開荒吧！”他積極幫助當地群眾改良種子和耕作方法，糧食大幅增產，一年就“過了長江”，被群眾譽為“谷滿倉”。當組織讓他牽頭建設隆陂水庫的時候，他全力以赴，克服了重重困難，甚至發著高燒仍冒著大雨奮戰在工地上。別人勸他回去，他說：“關鍵時刻，領導在場與不在場，不一樣。”水庫最終勝利建成，至今仍造福當地群眾。老百姓對他念念不忘，在水庫邊修建了“谷公亭”表達對他的懷念和感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起他，號召黨員干部向他學習。這些事例都是很好的教材，對遵章守紀與擔當作為、干事創業有著深刻的教育和啟發。我們的同志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仍然要一心向黨、勤奮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應當相信黨、相信群眾，這是兩條根本原理。習仲勛同志就是這方面的典范，很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