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歷史使命和發展目標，摒棄“鄉村改良”的建設思路，經歷了“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四個階段，聚焦“鄉村現代化”這一“大歷史”“大敘事”，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內在理論邏輯和理論譜系，即“革命—建設—發展—轉型”，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
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具有悠久農耕文明的農業社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以農業發展為主，以一個農業大國的身份屹立于世界，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發展歷史最久、形成業態最為完善的產業形態。鄉村作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石；農民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成為推動農業和農村向前發展的動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圍繞農業和農村構建的。鄉土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對鄉村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適應時代發展的鄉村管理系統，如大周的鄉遂制度、秦漢時期的鄉亭制度、唐代的鄉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井田制、鄉官制、里長制、保甲制、宗族鄉紳制等管理體制，保障了鄉村中的稅賦分派、征伐勞役、仲裁糾紛等活動的進行，有助于加強政府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在世界鄉村管理史上獨具一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國家戰略，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但是，鄉村振興作為一種實踐和行動，并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育過程，有著豐富的歷史積淀。中國共產黨自建立始，就立足中國國情，傳承自古以來重視鄉村建設和發展的優良傳統，將鄉村建設和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發動鄉村廣大農民參加革命，在農村建立起革命根據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被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百年壯大史，就是一部領導中國人民推進鄉村發展的奮斗史。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成功實施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價值。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演進進程
新中國成立前，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體。在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進行艱苦斗爭之時，大批有良知的地方鄉紳與知識分子，面對鄉村衰敗和時局動蕩的境況，積極投身于鄉村建設，將改造鄉村作為實現自身改造世界的試驗地，探索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之道，從而掀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以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盧作孚等為代表的一批鄉紳和知識分子率先提出鄉村建設的構想并付諸實驗，產生了“鄒平模式”“定縣模式”“北碚模式”“無錫模式”等。這些鄉村建設模式雖內容各異但目標一致，即在實現鄉村重建和發展的基礎上，尋求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道路［2］。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民國初期的鄉村建設機構有600余個，各類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余個［3］。由地方鄉紳和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且缺乏底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因而對于鄉村建設和發展的效果并不明顯。
鄉村建設并非單純地建設鄉村，也并非要消滅農村、消滅小農經濟，讓農村全部變成城市。鄉村建設本質上是中國整體上的社會建設和社會革命。與國民政府和鄉村建設派實施的鄉村改良實踐不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和使命的中國共產黨，百年來按照自身的邏輯領導人民進行“鄉村改造”，開展“鄉村建設”，進行“鄉村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歷經四個階段，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風格的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模式。
（一）第一階段：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基礎的“鄉村改造”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舊的統治和剝削體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深刻地知道，如果采取所謂“改良”方式，不打破千百年來地主階級占有土地、廣大農民一無所有的封建土地關系，中國共產黨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共產黨只要在一個地方立足，建立起革命根據地，首要工作就是宣傳“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張，實行減租減息，進行土地革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鄉村改造的實驗和探索，從而贏得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改造實踐是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開始的。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4］，其中包括江西的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陜北的變工隊、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的互助組，以及抗日時期陜北出現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于中國共產黨抓住了中國農民問題的要害，通過向根據地鄉村輸入科技、人才和資金等外部資源，領導廣大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開展了一系列革命，徹底改變了鄉村內部的社會結構，滿足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在根據地開展的鄉村改造與建設運動得到了農民的支持、擁護和參與，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探索的鄉村改造延安實踐，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成功實踐，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探索鄉村改造的樣板。鄉村改造延安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走出的一條“鄉村發展”之路，它結合了民族抗日、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多種要素，創造了一個大膽的解決農民壓迫和鄉村解放的模式。在貧窮的延安鄉村黃土地上，維持一個增加了幾十萬軍政人員的“政權”，而且又面臨著戰爭的壓力和物質的封鎖，迫切要求探索出一條適宜的鄉村改造之路。通過鄉村改造延安實踐，養活了成千上萬的軍隊和百姓，維持了一個有生命力的政權，且以這塊黃土地為中心，指揮千軍萬馬，開展對敵斗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二）第二階段：以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為主題的“鄉村建設”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如何領導廣大農民實現農業社會主義現代化，解決廣大農民的“吃飯穿衣”問題。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鄉村之中。偌大的中國，軍閥割據，民生凋敝，土匪橫行，到處都是滿目蕭條，百廢待興。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中國鄉村發展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為了支持重工業優先發展，我國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并實行了城鄉分割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漸進式地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然后，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興修水利，實施以“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為主要內容的“八字憲法”，提高農業產量；在農村進行社會建設，掃除文盲，消滅蒼蠅、蚊子、老鼠、臭蟲“四害”，消滅血吸蟲、麻風病等各種傳染病，設立“赤腳醫生”。1949—1978年，全國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庫8.5萬座，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1132億公斤增長到1978年的3047.5億公斤［5］，以只占全球6%的水資源、10%的耕地，基本解決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溫飽問題，同時農業和農村承擔起了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提供資本積累的主要角色。
“農業學大寨”模式是這一時期鄉村建設實踐最典型的樣態，它不僅濃縮了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發展變遷的現實圖景、承載了中國幾代農民追求溫飽和富裕生活的美好希冀，而且深刻啟迪和影響著我國的鄉村建設探索之路。1953 年，大寨公社響應中央號召開始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決心要使窮山溝變成富饒的米糧川。自此，大寨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治山引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落后面貌，譜寫了農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撼天動地的壯歌。1964年2月，《人民日報》以發表通訊報道及社論的形式號召全國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毛澤東同志親自題寫了“農業學大寨”的題詞，周恩來同志則概括了以“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為內核的大寨精神并予以高度贊揚。此后，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鄉村建設的光輝榜樣，由“集體農業+合作化”模式下的生產積極性、“精耕細作+勞動力投入”的農業投入產出模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理念、“干部參加勞動，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的領導風范組合起來的“大寨模式”，產生了巨大的“鄉村建設”效應。
（三）第三階段：以解決“三農”問題為主題的“鄉村改革”
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一時期鄉村發展的中心任務是通過改革開放，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
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率先實行分田到戶、農業“大包干”的創新壯舉，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鄉村建設的初始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廣大農民的這一創舉。198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村改革的主要方向，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使鄉村建設進入新紀元，推動了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1985年，中央提出了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改革，標志著中國農村開始全面發展商品生產。中央關于“三農”問題連續出臺的“一號文件”對于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為長期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農民逐漸擺脫貧困帶來了希望，同時也為農村帶來了活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生產方式變化，煥發了蘊藏在農民心中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糧食產量大幅提高，農村的商品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基本解決了農民吃飯的問題。
進入21世紀后，“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三農”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中的頭號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2005年10月，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拉開序幕。新農村建設具體體現在大力建設兼具民族、地域特色并符合節約型社會要求的“新房舍”，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基礎的“新設施”，彰顯新時代特征的生態、生活、環境衛生處理能力的“新環境”得到提升，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四有”“新農民”建設蔚然成風，科學、文明、法治的生活觀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風尚”得到提升。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和重中之重，是黨中央統籌新時期城鄉發展、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具體落實的重要舉措。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蓬勃開展，農村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顯著提高，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法制建設、公共文化建設邁上新的臺階，體現農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活動日益豐富起來，開闊了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世界，農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蓬勃發展，醫療衛生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愿景的逐步實現，標志著我國鄉村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四）第四階段：以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為主題的“鄉村振興”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6］，鄉村發展的主要任務轉變為實現城鄉融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鄉村振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形成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積累的過程。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安吉余村進行調研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蘊含著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早期謀劃；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記住鄉愁”，將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建設納入鄉村振興工作任務之中；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提出在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基礎上，走符合農村實際、充分體現農村特色的鄉村發展之路，注意鄉土味和鄉村風貌的保留；2017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鄉村實行“廁所革命”，把“廁所革命”作為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升農村群眾生活質量、補齊農村群眾生活品質短板的一項重要舉措。
黨中央對鄉村發展非常重視，2013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圍繞“三農”問題，對鄉村發展進行頂層設計，關注加快農業現代化，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源動力，破解“三農”難題。2016年2月提出發展特色小鎮，力圖通過小城鎮建設，根據鄉村的資源稟賦，發展具有鄉村特色優勢的商貿物流、先進制造、休閑旅游、科技教育、信息產業、民俗文化傳承等特色產業，形成魅力小鎮，振興鄉村；2017年提出田園綜合體建設，并“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以旅游業發展助推鄉村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轉換為資本，帶動鄉村產業發展、農民脫貧致富；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6］為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2021年2月，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適時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將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歷史性地從脫貧攻堅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7］。這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鄉村發展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實踐。
縱觀中國共產黨百年探索，鄉村發展是國家意志、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政府治理政策相結合的產物, 是包括政治、經濟、生態、文化、社會與黨的建設的全面振興，體現著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鄉村發展思想的歷史傳承和創新，同時又具有明顯的歷史跨越性。從“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到“鄉村振興”，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階段的歷史使命，循序發展，有機演進，逐步提升，渾然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