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中說，“同情心”和“功勞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特性。正因為人類有這種特性，社會上才有人肯為慈善公益事業慷慨解囊。從分配的角度看，捐助慈善公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改變收入結構，但卻又不同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所以有學者將其定義為“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最早由國內學者提出，后來寫進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前不久，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于是此話題再度引起社會關注，近段時間媒體刊出了不少討論“三次分配”意義的文章，我這里不再重復，本文將重點就“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作分析。
學界有一種流行解釋：初次分配是企業內部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體現“效率”原則；再分配是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貧富差距，體現“公平”原則；三次分配則是人們主動捐助，體現“自愿”原則。驟然聽，以上解釋似乎不無道理。然而仔細推敲，卻似是而非。
事實上，“效率、公平、自愿”三者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讀者想想：初次分配按“貢獻”分配，怎能說只體現效率而不體現公平呢？難道按“貢獻”論功行賞不是公平？其實，政府通過再分配調節收入差距不僅體現公平，同時也體現效率。早在100年前，庇古提出“收入均等化定理”說：一元錢的效用，對窮人要比對富人大，將富人的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可提升社會整體福利。
說三次分配體現“自愿”原則是對的。不過在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三次分配就無需考慮公平與效率。也許有人說，人們捐助慈善公益事業會考慮公平，但不會考慮效率（利益）。我不同意此說法。經濟學行內讀者知道，人的行為選擇，皆是在特定約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捐助作為一種行為選擇，當事人怎可能不考慮效率（利益）呢？
我在本專欄曾撰文說過，市場經濟的分配，實質是等價交換。比如初次分配，其實就是給不同要素使用權定價。企業若希望某種要素發揮更大作用，那么就得為其支付更高的對價，再分配也如此。人們若希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那么就得給政府繳稅。征稅之所以具有強制性，是因為你享受了公共服務，必須支付對價。
當下的困難，在于三次分配。對人們自愿的捐助行為是否需要支付對價？對此學界看法不一。我的觀點，若要引導人們的捐助行為成為常態，就得有支付對價的制度安排。毛澤東講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要是沒有相應的激勵與約束，賞罰不明，確實很難讓人一輩子做好事。若是有了支付對價的機制，對捐助人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激勵。
最近有學者寫文章，建議國家盡快出臺財產稅和遺產稅法，認為此舉可強化富人的捐助意愿。我贊成開征財產稅和遺產稅，但目的不能定位于逼富人捐助。第一，政府征稅屬于再分配，并不是三次分配；第二，用征稅的辦法逼富人捐助，稅率要足夠高才能起作用；第三，征稅是一把雙刃劍，稅率過高勢必影響人們的預期，抑制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其結果反而會事與愿違。
我理解，中央強調發揮三次分配的作用，并不是強迫高收入者“均貧富”，而是要借助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人們自愿捐助。現實生活中，激勵人們捐助的辦法很多，但萬變不離其宗：最關鍵的一點，是要為捐助人支付對價。當然，我這里所說的“對價”，不是給捐助人支付貨幣，而是要有針對性地滿足捐助人的需求。
那么捐助人的需求是什么呢？對此我們不妨借助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原理作分析。我們知道，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歸納起來看，這五個層次的需求也可分為“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兩個方面。一般地講，低收入者更看重物質需求，中高收入者更看重精神需求。
根據經濟學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人們的財富增多，財富的邊際效用會遞減。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用自己的財富去換得社會尊重。舉個例子：邵逸夫是香港著名電影制作人，可我尊重他并不是因為看過他制作的電影，而是他為我母校捐建圖書館。今天內地許多高校都有“逸夫館”或“逸夫樓”，教學設施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為了滿足捐助人獲得尊重的需求。
有個問題想問讀者，美國慈善業為何如此發達？你可能答是與美國經濟發達有關。但我認為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信奉基督教，希望下輩子能進入天堂。基督教教義講，基督徒來世要進天堂，今世就得努力掙錢、努力省錢、努力花錢。努力省錢是指自己要節儉，而努力花錢是對捐助慈善要慷慨。是的，美國企業家熱衷慈善，是他們有來世進天堂的精神需求。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國內企業家捐助慈善，所希望得到的對價是“社會榮譽”（功勞感）。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賦予捐助人對等的榮譽？我提三點建議：第一，將“慈善家”稱號分出不同層級，并由國務院制定統一標準；第二，不同層級的“慈善家”稱號皆由各級人民政府授予，其他機構不得濫用；第三，營造崇尚慈善家的輿論氛圍，讓慈善家有“功勞感”，得到全社會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