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烏鎮9月26日電 9月26日，由中國新聞社主辦的“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全球抗疫與國際傳播論壇”在浙江烏鎮舉行。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在致辭時指出，現在某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攻擊“已經沒有底線了，下三濫了，所以我們該迎頭痛擊的一定要迎頭痛擊，當然該客客氣氣就客客氣氣，實事求是。”

9月26日下午，由中國新聞社主辦的“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全球抗疫與國際傳播論壇”在浙江烏鎮舉行，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出席論壇并致辭。

以下為致辭文字摘錄：

我想和大家分享全球抗疫背景下的中國戰疫敘事。毫無疑問，中國戰疫模式的成功，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應該說引來了絕大多數國家和朋友的尊重和某種意義上的佩服，但同時也引來了一些國家、一些媒體的“羨慕、嫉妒、恨”。

所以我想從幾個方面來講：1.中國戰疫的政治敘事；2.中國戰疫的技術敘事；3.交流和交鋒。

因為時間有限，我想都是聚焦一兩個例子。

從政治敘事角度來講，我想聚焦這么一點——我們在國際傳播中，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非常注意各種各樣的中國元素，功夫、熊貓、綠茶、旗袍等等。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對于這些元素后面整體精神層面一些比較重要的價值觀傳播得不夠。所以從這一次中國戰疫的成功經驗中，我自己提煉了一些“中國人非常寶貴的價值觀”，我想從這個角度進行敘事，恐怕更有力量。

比方說我們是第一時間提出，而且一直在做——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這和一些國家把商業利益高于一切，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理念，我覺得可以用英文概括，就是一個詞——life。

第二，中國全國上下眾志成城這種偉大的團隊精神，和一些國家互相吵架形成鮮明對比。我們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很多國家做不到，這個英文可以叫做“unity(團結)”或者“solidarity”都可以。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在戰疫中展示了權利與責任的平衡、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我覺得這個非常寶貴。這和一些國家、一些價值觀中強調個人權利至上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認為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如果不能夠保證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就不能適應這個世界上人類所面臨的挑戰，所以這個價值觀可以叫做“responsibility(責任)”。

另外，我們講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是全世界提供最多抗疫物資、抗疫產品和疫苗的國家，我們的理念非常清楚，就是人類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應該形成共同體。我覺得就一個“one community(一個共同體)”的英文單詞。

另外這次在中國疫情防控中，我們大量運用了新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信息文明。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做法在重新界定過去西方特別自豪的一個詞，叫做“Modernity”，中國人現在叫的“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性(People-centred modernity)。就是最新的技術是服務于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例如用一部手機，生活就能全部搞定，我覺得這一點在我們戰疫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我覺得對中國內部來說，我們強調這個價值觀，有利于我們真正確立更多的文化自信、價值觀自信。對外呢？我覺得把中國人這些很好的思想、價值觀推介給整個世界，這是中華文明應該對全世界做出的貢獻，我真的覺得、發自內心地覺得這代表著世界的未來。

比方說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社會是沒有未來的，對付不了很多挑戰，所以這是中國人堅信的東西。

第二，中國戰疫的技術敘事。我也是從一個角度講，就是我覺得中國整個戰疫過程有很多做法，實際上可以說是一種教科書般的中國模式的展現。我們用教科書一樣地把它展示出來，甚至不涉及任何政治，就是談技術。所以我看日本導演竹內亮在去年初拍了南京抗疫現場，10分鐘，在日本非常受歡迎，它就是如實記錄南京一個小區怎么測量體溫，單位怎么上班，怎么佩戴口罩、手套，怎么用酒精消毒液、護目鏡，快遞怎么送，用什么支付手段，怎么坐地鐵的等等。把這些如實拍下來以后就有很形象的展示。結果我們發現一貫非常強調做事精細的日本人感到很震驚，中國做的比我們精細很多。

實際上我們戰疫過程中有很多細節，比如我去年招博士生，整個通過視頻方式來招，我覺得這個可以把它錄制下來，可以成為教科書般的怎么錄用博士等等。我跟美國朋友也說，我說你仔細看一下我們高速公路上的服務站，一個服務站的疫情防控怎么做的，你好好研究學習一下，比你白宮的要求都高，所以這是值得你們借鑒的。

最后一點就是交流與交鋒并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之后，不管中國的愿望多么美好，我們與人為善，我們相信別人也是善良的，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從疫情一開始，對于中國整個疫情防控，西方主流媒體就進行惡毒的攻擊。我在上海東方衛視做節目，我們第一時間就亮劍。西方英國、美國媒體、法國媒體帶頭說“這將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去年2月已經明確提出“不會的，這將是西方的切爾諾貝利”，我們對西方的基層治理非常了解，我們做了分析，一旦變成社區傳染，西方很難控制，所以我們做出大膽的預測。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在去年2月第一時間登了一篇非常惡毒的文章，叫做《一種病毒，兩種制度》，文章說這種病毒在民主制度下沒什么大問題，在中國這種制度下問題就很大，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后來我就碰到經濟學人的記者，我說，你要知道你們的信譽不好，我們現在很多中國朋友都有這么一個說法，我建議你們了解一下，就是讀經濟學人雜志關于中國的政治評論要反過來讀，你說不好就是很好，后來證明是這樣的。

我去年6月份和芒克辯論(加拿大的一個平臺)，和牛津大學一個教授辯論，他對中國的偏見非常大，我們辯論的題目是《中國戰疫模式是否證明中國模式優于西方模式》，我說這還用爭議嗎？我說在中國上海現在的安全感比倫敦高100倍都不止。后來我把這個概念進一步展開，我叫“人均安全感”，人均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人均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你進行比較，這都可以量化。

所以對于這種惡毒的攻擊，我們覺得一定要通過交鋒才能更好地交流，只是希望交流，有時候會遇到巨大的挑戰。所以我一直講這個觀點，對于惡意的攻擊，因為現在很多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攻擊已經沒有底線了，下三濫了，所以我們該迎頭痛擊的一定要迎頭痛擊，當然該客客氣氣就客客氣氣，實事求是，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