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研究員
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
代表作：《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國際經濟政治學》《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43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和開放。那么，中國的對外開放到底遵循了一個什么樣的理論邏輯呢？
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提出，中國要發展，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可能的。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這些表述實際上已經證明，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回望中國40多年來的發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中國的成功就是長期增長的成功。長期增長，或者說經濟增長，指的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均收入增長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為人均收入增長就是單位時間內的產出增加，指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那么，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源泉是什么？根本性的也是直接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技術進步，這個清晰可見，毋庸贅言。二是分工、專業化和交換。A和B各自生產的優勢產品并進行交換。在產品生產過程中，雖然兩者都沒有實現技術上的進步，但由于他們都生產自己具有優勢的產品并進行交換，這就提高了整體產出水平。當然，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條件，即交換。例如，A只種棉花，種植棉花是A的優勢，B只種糧食，這是B的優勢，他們實現了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但是如果沒有進行交換，就會出現問題：A沒有衣服，B沒有糧食。因此，交換十分重要，而交換涉及一系列規則和制度保障。
那么，分工、專業化和交換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談到，“這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規模越大，參與分工和專業化的生產要素就越多，分工也就越細密，大家越可以通過各自優勢，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進行交換，并取得更大收益”。后人把斯密這套理論稱為“斯密定理”，即經濟增長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規模大了，貿易創造的收益就增長了。
中國的開放實踐印證了長期增長理論。中國開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與中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不斷深化規則對接密不可分的。大力吸引外資、建立經濟特區、確立出口導向政策、企業走出去等，這一切都擴大了市場規模，在國際分工基礎上通過交換使得來自貿易的收益越來越大。當然，這個過程中肯定伴有技術進步。
長期增長理論已經被認為是一種西方理論。但這些思想實際上與2000多年前中國古人談論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中國開放實踐的深層次邏輯里包含著中國人自己的傳統智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200多年前寫的，而早在2000多年前，司馬遷就在《史記》里寫下了《貨殖列傳》。“貨殖”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增長。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專門談到了怎樣實現貨殖，即“以所多易所鮮”，用我多的東西換我少的東西。與司馬遷幾乎同時代的劉安編寫的《淮南子》一書中，也談到了如何實現自然貨殖：“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也就是用我有的換我沒有的，用我擅長生產的換我不擅長生產的。由此可見，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基本思想和邏輯架構，我們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表述過了。“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多易所鮮”“以所工易所拙”，在相當程度上概括了今天國際貿易理論的全部內容。我把中國這套理論稱為“淮南子·司馬遷定理”。
斯密、李嘉圖講的主要是“以所工易所拙”，但還沒有詳談“以所多易所鮮”。后來，瑞典的伊·菲·赫克歇爾（Eli F. Heckscher）和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做了補充。他們強調了自然稟賦，就是多少和有無的問題。長期增長理論的兩大邏輯基點之一，即分工與貿易收益，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那里找到明顯的對應，同時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東西方認知同構的一面和圣賢智慧不斷理論化的過程。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既然參與分工進行交換，就必須要有交換的規則，所以改革和開放是統一的。改革在這里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本次論壇的討論中，鄭永年教授也談到產權問題，交換一定是以產權契約為基礎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推動《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落地，以及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所有這一切說到底就是在加入一套規則體系，在相應的體系里，人們可以保障權利、形成穩定的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使巨大的和潛在的貿易收益得以實現。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邏輯。開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支點，通過開放，中國獲取了來自貿易的巨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