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倍增戰略》，劉世錦主編，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難處何在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之所以重要，首先與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相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個重要變量就是收入差距過大，沒有形成足夠規模且穩定的中等收入群體。對中等收入社會向高收入社會的跨越期來說，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意義首先是增加消費需求，為經濟持續增長注入新的動能。這一時期經濟增長已由高速轉入中速，投資、出口對增長的重要性下降，消費和服務業逐步轉為主導性增長力量。中等收入群體作為邊際消費傾向高（相對于高收入群體）、消費能力強的部分，成為擴大消費容量進而拉動增長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消費擴容，前提是能夠實現收入增長，使這部分人從低收入行列脫穎而出。在增長視角下，對有潛力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那部分低收入人群來說，他們首先是生產者、創新者，創造出社會財富、提高收入水平，進而作為消費者增加消費，并為下一輪生產和創新營造條件，從而在這幾種身份之間建立起可持續的循環。這樣一種循環的形成和提升并非易事，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難度正在于此。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目標的意義和重點人群

鄧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進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第二階段，也就是通過另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第二階段的難度和不確定性都要大于第一階段。試圖后富起來的群體在人力資本、發展機會和發展條件上總體差于先富起來的群體，而且向前走或向后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已有先例。從國內看，前段時間受疫情沖擊，部分地區勞動者收入和消費水平下降，有數據顯示，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出現階段性收縮。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有必要提出一個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在已有的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基礎上，再用10—15年時間，推動這個群體再增加4.5億人，達到8億—9億人，占到總人口的60%左右。

首先，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對擴大內需、提高生產率和社會政治穩定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和實現倍增的時間都具有重要意義。規模不足或時間拖后都將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和穩定性。對此缺少認識很可能付出全局性代價。其次，提出目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有利于形成全社會共識，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這正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之所在。

實現這一目標具有可行性。從現階段我國城鄉結構轉型、收入增長的特征看，廣義上的“進城農民工”是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著力關注的重點人群。從調查數據看，以外來務工人員為主的進城農民工家庭平均支出強度顯著高于農村家庭，但由于無法同等享受城鎮戶口的相關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其儲蓄避險意愿較高，使得外來務工家庭平均消費強度與城鎮家庭仍有很大差異。應當從進城農民工的這些特點出發，采取針對性強、務實有效的戰略和政策，推動更多的進城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實施以提升人力資本為核心的倍增戰略

進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階段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戰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進機會均等，著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在剝去種種社會關系的外衣后，人們之間的能力差距，遠沒有現實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夠創造一個人力資本公平發展的社會環境，將人們的積極性、創造力普遍而充分地發揮出來，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為因果，在提升社會公平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

依照這種思路，下一步實施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應以提升進城農民工人力資本為重點，采取針對性、可操作性強的多方面政策措施，力爭在不長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一、對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市落戶實行負面清單制度。二、建設面向農民工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大城市尤其是幾大都市圈、城市群為重點建設安居房，著力解決能夠穩定就業、對當地發展做出貢獻、就地繳納社保的低收入農民工住有所居、安居樂業的問題。三、與農村人口進城落戶、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繼續推進并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隨人員流動可攜帶的政策，打通農村社保、醫保和城鎮居民社保、醫保的銜接。四、提供就業基本公共服務，鼓勵吸收農民工就業。五、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增加農民工的財產性收入。六、促進機會公平。進一步打破不當行政性管制，疏通社會流動渠道，防止社會階層固化。七、各級政府要制定規劃、完善政策，定期督查，確保落實。

（作者為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