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寫《將“雙減”進行到底》，此文在本專欄刊出后讀者回應熱烈。有讀者反映：現在校外培訓只是改了方式，學生的作業負擔也并未減輕，甚至更重。細問原因：原來，中小學校一般是下午三點半放學，而為了阻攔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教育部門要求五點半才能離校。要在校多留兩小時，老師當然得多留作業。

看得出，教育部門作此規定只是權宜之計，也是無奈之舉。從效果看，確實存在顧此失彼的弊端，而且時間長了會適得其反。讀者想想，即便將來社會上沒有了培訓機構，難道學生不會去“一對一”補課？而“一對一”補課與培訓機構補課有何實質差別呢？難怪最近有中小學教師抱怨：“雙減”已變成學生與教師“雙累”。

學生作業負擔重若真是因為上面的原因，解決起來倒也不難。可是據我所知，作業重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中考”。照現行政策規定，“中考”將對初中生予以分流，50%可以讀高中，另一半只能讀職校。而“升學率”關乎學校聲譽，校長不可能不重視。而要抓升學率，辦法無他，學校只能讓學生多做作業多刷題。

事實上，“中考分流”不僅加大了學校的壓力，同時也給家長造成了恐慌。在許多家長看來，孩子考上高中才有出息，將來可以考大學、讀研究生、讀博士；而有了高學歷，才有希望進入政府機關吃公家飯。人們有此觀念，其實也是事出有因。比如時下政府招錄公務員，通常都要求有本科以上文憑。由此可知，若一個孩子考不上高中，今后當公務員的機會就幾近為零。

當然，并不是所有家長都希望孩子當公務員，也并非只有當公務員才有出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對有些家庭來說，孩子上職校若能學到真本事，早就業、早掙錢也未嘗不可。可家長卻有兩方面的顧慮：一是用中考“分數”分流，擔心孩子考不上高中會覺得低人一等、自暴自棄；二是目前職業教育的水平整體偏低，家長對孩子接受職業教育的前途怎樣心里沒底。

將心比心，家長有這樣的顧慮也在情理之中。讀者不妨捫心自問，假若你的孩子今年中考，你會讓孩子上職校還是上高中？答案不必說出來。這些年，我見過不少官員大講職業教育如何好、有多么重要，卻不見他們把孩子送去上職校。你知道為什么？因為他們并不真的那樣看。官員自己都不信，老百姓怎么會相信呢？

存在決定意識。人們不看好職業教育，并非對職業教育有偏見。事實明擺著，由于政府過去對職業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無論教學設施還是師資配備，與普通院校比皆有不小的差距。近年來雖有改善，但總體還是欠賬太多。特別是民辦職業學校，資金完全自籌，對學生收費也高，假若我是家長，也不會讓孩子上職校。

是的，人們不愿孩子上職校，不能簡單歸結于家長的偏見。我有個問題想問讀者：師范教育是不是職業教育？照理講，師范院校專門培養教師，當教師是一種職業，師范教育也應該屬于職業教育，可人們為何對師范院校沒有偏見呢？我的解釋，是因為教育部將師范院校劃歸普通教育系列，可以享受普通院校的相同待遇。

設想一下，假若當初國家規定，每年高考后，先讓普通院校錄取考分高的學生，考分低的學生只能上師范院校，人們對師范院校會怎樣看？再比如，若師范院校的學歷只有當教師才承認，而改行做別的職業社會上不承認，師范院校的學生是不是也會感到自己受歧視？

說我的觀點，人們不看好職業教育，雖有觀念方面的原因，但歸根到底，還是目前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不盡如人意。要改變人們的觀念，關鍵是要辦好職業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創新、政策供給、投入力度，弘揚工匠精神，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為此，我提三點建議。

第一，加快建設一批具有高水平的職業院校。職業教育要達到高水平，不僅要有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和教學設施，同時還得構建從中職、高職到本科等不同層次的職教體系。具備了以上條件，人們當然不會再歧視職業教育。前幾天，我在一個座談會上聽說湖南的職業教育辦得好，有不少大學本科生主動轉入職業學校學習，這是好現象，表明人們的觀念已經開始轉變。

第二，改革“中考分流”。我并不反對“中考分流”，但不贊成目前的分流辦法。現在讓考分高的學生上高中、考分低的學生上職校，對職業教育帶有明顯的歧視，必須糾正。可取的做法，是讓學生自主選擇，中職與普通高中分開考試，分別擇優錄取。當年我讀中學時有同學考技校，技校是擇優錄取，同學沒有半點自卑感。

第三，實行職普通融。這一點尤為重要。假若職業教育學歷與普通教育學歷互不通融，比如報考研究生，普通高校不承認職業院校的本科文憑，或者參加工作后在職稱評定、職務晉升時學歷不能同等對待，人們怎么會看好職業教育呢？目前正在修訂職業教育法，若能在法律上明確“職普學歷通融”，此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從操作層面上講，辦好職業教育，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沒有政府財政支持，短期內職業院校不可能達到高水平；若沒有高水平的職業學校，家長不愿讓孩子上職校，“中考分流”改革將無法進行。經濟學邏輯說，若不改變現在的“中考分流”辦法，“雙減”最終不可能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