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是補足我國現代化建設短板弱項的重大舉措。高質量推動鄉村振興，既包括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以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維度的全面振興，又包括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的目標指向，還包括促進農村不同群體和不同地區農村的協調發展。

當前，我國城鄉之間、農村不同群體之間和不同地區農村之間發展差距較為明顯。將鄉村振興的過程作為縮小發展差距的過程，應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題中之義。我們需理性看待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排斥性風險，用好市場力量和公共政策帶來的包容性機遇，堅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構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包容性發展新機制，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提高發展包容性，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理性看待發展中的排斥性風險與包容性機遇

現實地看，在發展過程中，市場力量和公共政策帶來的排斥性風險難以完全消除，但其帶來的包容性機遇也會長期存在。

從市場角度看，恩格爾系數下降和農業投入邊際報酬遞減將帶來農業與非農產業在增長上的差距；生產要素向更高效率空間集聚將使部分農村非農產業空心化、發展空間進一步收窄；因受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不同，不同地區農村之間發展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農戶利用市場能力的差異也可能造成群體間發展差距擴大。從公共資源配置角度看，對不同地區公共資源投入的差異將使地區間農村發展差距擴大，比如，“示范區”“樣板村”就擁有發展資源方面的優勢；能否充分享有各類涉農扶持政策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內容，部分農戶因經營規模小、缺乏社會關系等，難以從國家非普惠性農業扶持政策中受益，因而在發展中處于不利境地。

在推動鄉村振興過程中，我們需有效應對發展中的排斥性風險，但更為關鍵的是要抓住實現包容性發展的重大機遇，不斷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加快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從需求側看，城鎮居民消費升級將為農業多種功能和鄉村多元價值的釋放帶來新機遇。長期以來，城鎮居民對鄉村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大宗農產品上，這種需求對大宗農產品優勢產區的拉動作用較大。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城鎮居民消費需求逐步升級，其對特色、優質農產品的需求逐步增加，這給那些在大宗農產品生產上沒有比較優勢但在特色、優質農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帶來農業增長空間。近年來，西南、西北部分地區農業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正是這種需求變化帶來的結果。未來一個時期，這一趨勢還將持續。

從供給側看，數字技術廣泛滲透將為消除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低收入群體在利用市場方面的劣勢地位帶來新機遇。市場信息、生產技術等生產要素從城市向農村、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擴散一般需要較長時間和較高成本，且存在明顯的衰減效應。隨著數字技術向農村滲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在捕捉市場機遇、應用最新生產技術等方面逐步處于同一起跑線。通過應用新技術，欠發達地區農產品的銷售半徑明顯擴大、與消費市場的距離明顯縮短。同時，最新的農業生產技術以近乎于零的邊際成本向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擴散，也能明顯降低欠發達地區在市場信息搜集、市場推廣等方面的成本。

除了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將為提升發展的包容性提供機會。比如，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將為農村地區消除區位劣勢帶來新機遇，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將大幅提升，農業農村大數據體系將加快建立，這些都將顯著提高農村經濟活動的效率；又如，實施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將為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帶來新機遇，特別是通過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幫扶，使農村低收入農戶的人力資本水平得到提高，其向上流動的通道更加暢通；再如，實施欠發達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幫扶，將為縮小不同地區農村之間的差距帶來新機遇，各級政府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易地搬遷、鄉村建設、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公共資源將向部分脫貧縣、脫貧鄉鎮傾斜，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性發展短板將逐步補足，這些地區的農村將擁有更好的發展條件。

未來一個時期，社會力量在推動農村包容性發展方面也將發揮更大作用。隨著全社會對鄉村發展關注度的提高和慈善、公益意識的增強，企業家、鄉村能人等群體支持家鄉建設的意愿和能力會逐步提高，企業和個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支持鄉村發展的現象將更加普遍。

推動包容性發展的著力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更好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此，應盡可能抓住各種包容性機遇，使鄉村振興的過程成為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的過程。

第一，進一步推動城鄉雙向開放。讓工業化城鎮化的增長效應更公平地擴散到廣大農民農村，關鍵是破除阻礙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城鎮對農民的開放。目前農業勞動生產率、鄉村全員勞動生產率仍明顯低于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城鎮全員勞動生產率，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從鄉村向城鎮轉移不僅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且能夠提高轉移就業勞動力的收入水平以及留在農業農村的勞動力的人均資源占有量。應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盡快提高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進城農民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農村對城鎮居民的開放。隨著交通、通信條件改善和產業、就業形態變化，鄉村的居住生活形態對城鎮部分人群的吸引力逐步增強。部分城鎮居民下鄉有利于優化農村人口結構、更好利用農村閑置資源。應繼續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相關制度、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障“新村民”依法享有農村相關權益。

第二，著力提高農業發展的包容性。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期，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結構使農業發展具有較強包容性。隨著農業結構調整深化、農業規模經營比例上升，農業發展的包容性出現下降。從我國“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出發，應逐步提高農業發展包容性。要提高農業支持政策的包容性，在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同時注重帶動小農戶發展，把更多支持農業發展的公共資源用于普惠性較強的政策措施；要在欠發達地區加強網絡、冷鏈物流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要為低收入農戶和欠發達地區農戶提供知識培訓，幫助他們利用互聯網獲取市場信息、生產技術和信貸資金，利用電子商務等拓展產品銷售市場。

第三，加大面向農民農村的再分配力度。當前，我國面向農民農村的再分配力度有待加強，應從兩個維度加大有利于農民特別是農村低收入群體和欠發達地區農民的再分配力度。一是加大財政對農民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城鄉之間、農村不同群體之間和不同地區農村之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轉移性收入差距。既要加大財政對農村教育、醫療、養老、社會救助等方面的支出力度，也要改進在繳費、待遇領取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加大財政對農村低收入群體和欠發達地區農戶的人力資本投資。二是加大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應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統籌推進農村生產性和生活性基礎設施建設。用財政性資金投資或者由國有企業投資建設交通、水利、能源等重要基礎設施時，應注重向農村特別是邊遠地區農村布局，逐步消除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瓶頸制約。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