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稅收制度改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財政體制改革措施之一。與稅收制度改革相適應的減稅降費政策，是當前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重大政策抉擇。2008年以來，我國的減稅改革經歷了“結構性減稅”（2009年）、“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2013年）、“定向減稅和普遍性降費”（2015年）、“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2019年）、“堅持階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結合，減稅與退稅并舉”（2022年）等演變過程，其歷時之長、規模之大舉世罕見。2019年實行個稅改革后，前10個月便實現人均減稅1786元，惠及2.5億納稅人；“十三五”期間我國累計減稅降費超過7.6萬億元，2021年新增減稅降費超1萬億元，僅小微企業就惠及超過2000萬戶。總體來看，我國減稅降費政策在減稅目標、減稅對象和減稅方式上體現出了獨特優勢。

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推行減稅降費政策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我國減稅降費政策體現出兩個特征：一是服務國家戰略發展需要，二是充分保障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的相互協調。

首先，服務于國家戰略發展需要，即通過減稅降費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產業升級、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等提供支持。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政策的落實力度，并取得了明顯成效。“十三五”時期，我國鼓勵科技創新稅收政策減免金額年均增長28.5%，累計減稅2.54萬億元，有力降低了企業研發成本，增強了企業創新動能。通過結構性減稅，激勵企業技術創新，推動設備更新和新技術利用，為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奠定了基礎。

其次，在實施短期“逆周期調節”的同時，亦兼顧了“跨周期調節”的需要。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實施階段性稅收緩繳，為跨周期調節儲備了政策空間。比如，2021年末國務院決定對第四季度部分制造業企業實行部分稅種的階段性稅收緩繳。這種跨期調劑的措施，保障了市場運行，為2022年的減稅降費預留了空間。二是我國在實施減稅降費的同時，通過不斷完善財稅制度及其長效機制，為跨周期調節確保了必要的財力。例如，我國推行“營改增”后，在2016年迅速制定了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五五分享”的過渡方案，并在2019年規定維持“五五分享”。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地方政府財力，確保地方政府有適當財力實施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

堅持“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相結合，確保減稅降費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并推動共同富裕

我國減稅降費政策強調在分配環節“分好蛋糕”，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促進社會公平。通過個人所得稅改革，提高免征額并逐步新增涉及基本民生支出的扣除項，為低收入群體減輕稅負壓力并縮小收入差距。這些減稅措施通過提高“累進”程度和保障基本生活，推動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使分配結構進一步優化。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提高免征額和增加專項抵扣考慮了其生活負擔，有助于促進低收入者向上流動。對于中等收入群體，對綜合所得課稅的改革有利于提高納稅人的實際收入水平，降低工薪階層的實際稅負，促進稅收公平性，進而為“擴中”奠定基礎。

除了“分好蛋糕”，我國的減稅降費政策也為“做大蛋糕”提供了支持。減稅降費政策的重點對象是小微企業。一直以來，我國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力度不斷擴大，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多次擴大小微企業優惠政策的使用范圍；在增值稅方面，不斷為小規模納稅人提供免征、減計的優惠政策。我國的減稅降費政策采取了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的組合方式，旨在確保全部行業都能受益。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要求“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對各類行業、企業進行“一視同仁”式的減稅。這種讓利于全體人民的舉措，有助于促進全行業通力合作“做大蛋糕”，推動共同富裕。

強調盤活市場主體的現金流，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我國不斷完善主體稅種的立法工作，同時結合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來明確規定具體的稅收要素，結合稅制改革將減稅降費政策更加及時、快速地落到實處。2016年后，減稅降費政策緊扣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通過調低增值稅率、將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三檔等來簡化和優化增值稅稅率結構，推進增值稅實質性減稅。

除了調整稅率以外，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留抵退稅等手段的使用力度，與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協調配合，旨在進一步提升納稅人對減稅降費政策的獲得感。2019年開始，我國允許符合條件的納稅人，均有機會申請享受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稅制度。2022年，我國進一步加大留抵退稅實施力度，對于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制造業等行業企業一次性退還上述企業存量留抵稅額。通過制度性、結構性和階段性減稅降費政策的組合發力，我國宏觀稅負逐步下降。實踐表明，我國實行留抵退稅制度，通過退給企業真金白銀，直接為企業提供現金流，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通過配合“放管服”改革，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從而保護市場主體，激發其活力。近年來，我國大幅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市場主體進行減負，取消、免征或降低中央級與省（區、市）級設立的多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這些措施進一步厘清了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降低了企業的費用負擔，減少了行政事業收費對市場造成的扭曲，為推動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奠定了基礎。2021年，財政部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實現非稅收入收繳“跨省通辦”，在稅費征收管理與服務方面更加科學、便捷、法治，進一步優化了營商環境。

持續降低市場主體稅負，為優化我國中長期稅制結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持續穩定的動力

我國結合稅制改革推進減稅降費政策，堅持了持續降低市場主體稅負的改革目標導向。我國結合稅制改革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營改增”改革等減稅降費政策，重點圍繞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展開。“營改增”改革期間累計減稅降費3萬億元；增值稅稅率兩次下調，其減稅規模分別達到1.3萬億元、2.36萬億元。目前，我國市場主體的總量超過了1.5億戶，其中2021年新增涉稅市場主體1326萬戶，同比增長15.9%。優化增值稅稅制改革是我國中長期稅制結構優化的主線之一，對于構建現代稅制體系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我國堅持結構性減稅方向，逐步建立起以普惠性財稅政策為主的政策支持方式，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穩定的支持。近年來我國已累計出臺六次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優惠政策；通過加大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政策實施力度，推動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數據表明，2021年我國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新增減稅2951億元，企業提前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減免稅額3333億元。長期來看，鼓勵創新的減稅降費政策能夠為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增添持續動力。相比于OECD國家，我國是唯一一個在十多年來持續降低增值稅率的國家。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OECD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一直呈上升趨勢，2008年僅有4個國家的增值稅標準稅率超過22%，截至2020年有10個國家的增值稅標準稅率超過22%。總體而言，西方國家通常實行供給學派的短期經濟策略，制定具有一定時限的“一攬子減稅計劃”。而我國減稅降費政策是支持積極財政政策提升效能的重要手段，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效應會持續增強。

綜上所述，我國的減稅降費政策，同時具有短期“逆周期調節”和長期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雙重目標，為實現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持。在減稅對象方面，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減稅降費政策關注了低收入人群、小微企業等重點群體，同時確保了全行業都能獲益，激發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在減稅方式方面，我國減稅降費政策在制定程序、實施手段等方面均突出了靈活性，并且一以貫之堅持實行長期性減稅，穩定了市場主體預期和宏觀經濟發展。未來，我國的減稅降費還將持續發揮上述特色優勢，為積極財政政策提升效能，為更好地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長期繁榮穩定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馬海濤、姚東旻，分別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研究員；中央財經大學中國財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