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也特別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不難看出，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核心問題，當然也是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關鍵要素。只有通過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才能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基礎和載體，才能確立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才能為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創造條件。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的要求，就是要解決市場取向改革不足與市場取向改革過度并存的問題，塑造“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全國統一大市場。

在市場門類上，加速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從總體上看，我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化改革徹底、發育健全、競爭充分，但是要素和資源市場如土地、資本、高級勞動力、技術和數據市場等市場化取向改革不足，有些剛開始發育，有些并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競爭。市場門類發育不均衡的原因，客觀上是要素的屬性要比商品服務更為復雜，有些要素附帶著更多的非經濟因素，市場化程度可能弱一些，如勞動力附著于具有尊嚴的個人身上；土地帶有一定的公共品屬性，它還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中最后的支撐體系；資本則跟剩余索取權和社會階層劃分等聯系在一起。鑒此，政府一般會根據要素的基本特性，按照社會穩定與效率相互協調的原則，小心分類、分步地推進市場化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控制要素流動由于會使控制者掌握要素使用權力并獲取租金，因此在改革中要防止那種借口要素市場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而推遲或拖延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傾向。

在市場規模上，把潛在規模優勢轉化為現實市場規模優勢。從“市場體系”到“統一市場”再到“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些提法的變化意味著政策取向要從建設市場到建設一體化市場，再到建設大市場和強市場。我們一直是大規模國家，但是目前還不是大規模市場的國家，更不是強大市場國家。我們的市場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低，雖然因為人口多、加總算起來也不小了，但是市場呈現為行政分割狀態，因此它只是潛在規模大，實際規模并不具有競爭優勢，可以被規模經濟利用的可能性并不大。推動潛在大市場走向現實的強大市場，除了要通過深化改革釋放生產率、逐步提升居民工資水平、分好國民收入這塊蛋糕外（這些都是做大市場規模的基本前提），還有兩個重要的相關問題：一是大力糾正導致市場分割的行政因素、法治因素、社會文化因素，鼓勵區域一體化發展；二是要加快資本市場化建設，通過資本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提高財產性收入的比重。這是在擴大工資占比條件受限的前提下，可以迅速做大做強市場規模的關鍵一環。

在市場結構上，盡快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我國產業的市場結構由于缺少充分的資產兼并市場的洗禮，以及行政區經濟的阻礙，企業之間相對缺乏密切的產業分工合作關系，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有待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含義，就是要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載體上，建立起既不是原子化的市場競爭，也不是完全壟斷的市場結構。在這種市場結構下，某些產業中往往存在若干相互激烈競爭的大型和特大型企業，它們就是產業鏈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鏈主”。而其背后則是一大批納入產業鏈治理體系的中小微專精特新企業，這些中小微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上游，是鏈主們的中間投入品供應商，具有專門的知識或技術訣竅，成為產業鏈上的“隱形冠軍”，它們與鏈主的關系呈現為密切的“依賴性關系”。同時，廣大的傳統產業中的中小企業，則活躍于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業不涉及不涉足的產業領域，不與大型和特大型企業之間發生正面的直接競爭，與后者呈現為國民經濟的“補充性關系”。

在市場價格參數上，盡快形成廣義價格調節機制系統。充分競爭后形成的廣義市場價格參數的調節作用，至少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有效的信息傳遞功能；二是引導資源配置功能；三是內在的激勵約束功能；四是收入分配功能。某類市場價格參數的市場化改革不足的話，一是會導致該產業市場上這些基本功能的弱化或消失；二是會對廣義價格體系的基本功能產生連鎖扭曲。如土地市場競爭不充分，其壟斷定價對資源配置過程發出了錯誤的利益激勵信號，不僅會導致土地資源配置低效率，而且會影響其他行業獲取正常利潤，從而影響收入分配的結果，對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如過高房價誘發實體企業追逐房地產高利潤，導致出現進入過度和實體經濟衰退的跡象，不僅擠壓制造業利潤空間并影響其生存，甚至影響到一代青年人追求創新創業的理想和熱情、職業選擇和婚姻狀態，等等。顯然，根本的解決方法，不是去限制價格參數調節作用，因為越限制供給越緊張、價格越高，而是要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放開進行充分競爭。

在市場空間上，以一體化發展作為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選擇性變量。受“行政區經濟”特性的限制，不僅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步伐滯后，而且區域市場一體化進展也有待根本性突破。表現在各地熱衷于追求低層次重復建設項目，進行過度的同質競爭，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環，或以“內循環”的名義搞地區封鎖，諸如制定歧視外地企業、實行地方保護的各類優惠政策，在招商引資中進行政策的“逐底競爭”，犧牲國家整體利益，等等。當優惠政策和各種歧視成了獲取競爭力的來源，自然無法進行以效率為基礎的公平競爭，統一大市場建設當然無從談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是從縱向方面改變中央各部門給地區各種優惠政策的做法，不能讓隨意的政策優惠成為吸引資源流動的政策“洼地”，不能誘導地方為爭取優惠政策“跑步進京”；二是強調對現有各種優惠政策區進行一體化改造，就是對各種國家區域政策進行開放和區域復制，以平等國家區域戰略中的各地區競爭條件，為區域一體化掃清政策障礙，如區域性股權市場和全國性證券市場板塊間的合作銜接等；三是為地方政府干預市場行為制定“負面清單”，尤其要防止其利用超經濟強制力量行使行政壟斷的行為；四是改變地方政府決策的目標函數偏好，從數量、速度偏好轉向質量、效率偏好；五是逐步減少地方政府的市場活動參與職能，讓其多承擔區域公共產品提供者職能，以化解其干預市場的內在沖動。

在市場環境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場化、法治化與國際化是市場環境（營商投資環境）建設的三大方向和目標。就當前市場化營商環境建設的重點來說，一是為企業市場準入制定好“全國一張負面清單”，不僅要放寬市場準入門檻，而且要公平各類企業準入的條件；二是推動企業減輕各種制度性成本負擔，如放管服改革，如降低用能、物流、租金、融資等環節成本；三是完善具有半公共性的水電氣暖價格形成機制，如在上游能源價格上漲的條件下，電力產出的價格要適當地彈性化放開，同時輔之以給居民必要的補貼。總之，如果說要素市場的競爭程度直接決定企業生產成本水平，那么市場環境建設的上述三個方面的優化程度，則直接決定企業的交易成本大小。由于交易成本大多數是企業很難控制的外部制度性成本，市場環境的改善將極大地促進企業效率的提升。市場環境建設涉及市場政策統一、規則一致、行動協同等基礎問題，是政府的主要職能所在。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從上述三個方面改革政府目標、政策結構、工作職能和工作機制等。

（作者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