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這為我們深刻認識我國當前就業中的一些新問題新現象提供了現實指導。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一些數字經濟平臺企業的發展，以及新型職業和新的就業形態的大量涌現，新創就業崗位越來越多地采取了靈活就業的形式。與此同時，由于戶籍制度仍然存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也存在著分割的現象，以及其他影響平等就業和均等享受社會保障的體制和政策弊端的存在，這些靈活就業或多或少具有非正規就業的性質。與此相應，非正規就業比重不再下降，甚至有一定的回升跡象。
我們不應排斥靈活就業創造崗位的有益功能，也歡迎新型職業和新的就業形態的產生，但也要防止和抑制非正規就業比重的過度提高及其負面效果。非正規就業產生的負面效果，主要體現在可以用勞動力內卷來刻畫的兩種現象上。
首先，勞動力配置呈現出不利于整體生產率提高的傾向。非正規就業通常與勞動力過度集中于低生產率行業的現象有關。一方面，沒有與企業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勞動者，以及在個體工商戶甚至未注冊市場主體中就業的群體，顯然更多地從事著低生產率的崗位。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于非農產業，普通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也低于制造業。2021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每個就業人員創造的增加值），分別為4.9萬元、20.8萬元和17.0萬元。因此，非正規就業增長和比例提高，則意味著勞動力向低生產率產業配置。
其次，非熟練勞動者工資以及普通家庭收入的提高受到抑制。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在全部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39.0%，高中占24.8%，高等教育占36.2%。勞動力的這種人力資本稟賦狀況，意味著非正規就業的勞動力來源范圍仍然是很大的，這種供求關系加上這類就業的低生產率性質，決定了他們的工資水平及其提高均受到制約。與此同時，這個就業群體獲得的社會保護程度也明顯低于其他群體。
國際比較研究顯示，工資平等程度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重要支柱，也恰恰是中國的一個弱項所在。例如，以中國的整體勞動收入中位數為界，位于底部50%的勞動收入，僅相當于位于頂部50%的勞動收入的12.9%，低工資人群的比重達到21.9%。非正規就業壓低家庭收入、抑制居民消費和阻礙社會流動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此外還可以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鎮非正規就業比重與反映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的起伏變化，幾乎遵循了完全相同的軌跡。這顯然說明，越多的勞動者群體處于非正規就業，同時意味著較大的人口比重未能獲得體面的工資和合理的收入，全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就越低。
降低或者緩解勞動力內卷給供給側和需求側帶來的不利影響，需要破解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諸多難題。具體來說，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眼和著力。第一，使技術變革特別是數字經濟發展，成為產業之間和企業之間的連接器而不是分離器，促進生產率在不同類型的部門之間以及不同規模的企業之間趨同，在全社會同步提高。第二，拆除尚存的體制機制障礙，疏通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渠道，讓勞動者及其家庭在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分享生產率。第三，擴大社會福利的供給范圍和覆蓋面，努力讓所有領域的就業者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必須承認的是，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斷地顛覆我們對就業的認知，很多新創崗位與我們熟知的傳統就業形態大異其趣。其中不乏對人力資本要求更高，因而從業者能夠獲得充分市場回報和社會保障的崗位，也有很多更具有靈活就業性質的崗位，在就業穩定性、報酬水平和社會保護方面更具挑戰性。譬如快遞騎手、網約車司機、劇本殺寫手、帶貨主播等職業，均存在著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的困難。這要求按照新型業態和新就業形態的特點，探索新型的社會保障覆蓋模式，使靈活就業不再是非正規就業的同義語，從而實現生產率提高、生產率分享、社會流動性增強和社會福利水平提高的統一。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