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影響，全球農產品市場波動劇烈，加深了人類社會對糧食危機的擔憂，也加劇了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金融投機和國際政治博弈。從全球農業生產的宏觀視角出發，人均糧食占有量已經足以實現“零饑餓”的目標，但在當前條件下，饑餓人口卻連續增加，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事實上，糧食安全問題深刻內嵌于歷史發展之中，一方面是農業生產力水平沒有完全越過需求門檻，另一方面是食物分配機制仍然存在缺陷。為了更合理地解釋現有農產品市場與糧食安全之間的矛盾，本研究通過對既往歷史的對比，引入了“饑餓市場”概念，并基于底層行為邏輯的解釋框架，提出面對糧食安全挑戰的中國應對之策。
【關鍵詞】農產品市場 “饑餓市場” 信息對沖 風險敞口
【中圖分類號】F313 【文獻標識碼】A
自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全球蔓延以來，全球農產品市場出現了大幅震蕩。無論是農業還是相關投入品生產、農產品貿易及供應鏈等都受到較大影響。各主要經濟體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紛紛啟動刺激政策，其中，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尤為明顯。其不僅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疊加市場供需因素，也進一步推高了農產品價格，加劇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失衡與財政惡化。在市場供求偏緊、農產品價格預期上漲的推動下，金融資本的單邊操作勢必加劇，從而形成“商品—資本”價格交替上漲的螺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公布數據，2022年1月—6月食品價格指數約為151.28，處于196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現階段全球農產品市場面臨的問題及影響
人類對糧食危機的擔憂加劇。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的蔓延，全球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并維持高位運行，疊加極端天氣、地緣沖突等事件影響，全球農產品市場供需邊際呈現出一定的波動。盡管波動仍在合理區間，但依然加深了世界民眾對糧食危機的擔憂。
2022年5月，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下屬的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網絡（GNAFC）公布報告顯示：2021年，53個國家和地區約有1.93億人面臨“危機”級別或更嚴重的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狀況，與2020年已經創紀錄的人數相比又增加了近4000萬人，創下該報告6年以來的最高記錄。其中，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南部、南蘇丹和也門的57萬人面臨“災難性”級別的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狀況，“災難性”對應的是突發性糧食不安全的最嚴重階段。不僅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糧食安全形勢，美國國內通脹高企導致民眾對食物銀行的援助需求大幅上升，也給美國國內低收入家庭帶來嚴重影響。
總體來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生以來全球農產品供需情況在客觀上并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全球農產品供需的邊際變化確實存在。這些邊際變化（同時包括農業產出和市場分配作用導致的食物消費下降）投射在最不發達國家及貧困人群身上，引發世界關注，進而加劇了人類對糧食危機的擔憂。
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金融投機行為增多。社會恐懼心理的存在，使得單邊做多（或做空）的金融投機行為有所增加，形成了“商品—資本”價格交替上漲（或下跌）的螺旋。農產品市場中的單邊金融投機更是如此，其機制在于：單邊證券操作利用人們對糧食危機的擔憂心理，將風險放大，從而攫取更高收益。在這些收益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因為預期價格上漲所產生的市場信息價值，更多的則來源于放大社會恐懼之后，其它投資人的高位接盤所形成的財富轉移，也就是所謂“擊鼓傳花”游戲。由于與其他商品存在一定的屬性差異，當農產品市場風險放大時，尤其是價格漲幅的放大，會嚴重損害社會的安全感，從而增加負面社會情緒。
實際上，在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金融投機行為中，仍然包含了相當數量的工商資本交易。需要指出的是，與金融資本單邊操作所不同的是，工商資本往往采取套期保值的雙邊策略，這種雙邊策略本質上是鎖定風險和收益的，并不存在風險的放縮作用。而在單邊交易當中，交易的載體是信息，那么顯然交易的強勢一方（往往具有更大體量的金融資本）會有意或無意地利用信息，甚至不惜放縱或制造恐懼。當農產品市場中的價格處于上漲區間時，更多的信息會指向極端天氣、地緣沖突等有利于多方的情況；反之，更多的信息則會指向貨幣緊縮、經濟衰退等有利于空方的情況，從而形成金融資本對社會信息的干預。
糧食安全的政治籌碼作用被強化。在農產品市場領域，除了金融資本單邊投機行為之外，同時也包含了復雜的國際政治博弈。比如，烏克蘭危機以來，針對農產品市場和糧食安全的政治博弈更為明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加強了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而俄羅斯也升級了相應的反制裁措施。可供直接對比的信息如下：一是2022年3月14日，德國拜耳集團宣布將停止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之間的業務，并且將根據烏克蘭危機的發展情況來決定后續是否會繼續提供相關農用物資；二是美國財政部7月14日發布情況說明，澄清與俄羅斯有關的農產品（包括化肥）、農業設備或藥品不是美國制裁的目標，美方對俄制裁“不會阻礙農業和醫療貿易”。
客觀來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并沒有直接制裁俄羅斯與人道主義相關的商品出口，但是貿易商和相關主體因擔心受到制裁牽連而主動減少從俄羅斯的農產品進口。就信息發布的時間節點而言，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的相應澄清，更多是通過“甩鍋”來謀取政治籌碼，而非切實解決全球糧食安全問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生以來，多國在農產品貿易政策上的反復無常，基本都是在利用糧食安全作為政治籌碼。
可以說，現階段農產品市場所面臨的問題，無論是人類對糧食危機的擔憂，還是政治經濟投機行為，都是相同問題的不同表現形式。這并不是現階段所特有的，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可能會持續存在。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之間往往呈現出十分緊密的反饋關系。例如，單邊投機資本會利用市場影響力增加（或減少）社會恐懼，從而形成對政治決策的影響；政治決策同樣也可以通過增加（或減少）市場供給來對沖（或放大）風險，從而勾連（或鉗制）投機資本；社會共識的趨向也會同時影響到政治經濟的決策和行為。這些反饋關系共同決定了全球農產品市場的階段特征。
全球農產品市場面臨挑戰的底層邏輯
農業生產力水平沒有完全越過需求門檻。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生產力水平獲得了極大解放，農業生產效率也隨之提高。全球絕大多數人口不僅邁過了食物生理需求的門檻，而且生活在遠離饑餓的社會中。盡管如此，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2022《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稱，2021年，全球受饑餓影響人數增加到8.28億人，占世界人口的9.8%。如果從全球農產品供需平衡來看，人均谷物或食物數量是可以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而之所以當前仍然存在饑餓人口，食物分配和社會治理是兩個重要影響因素。對于食物分配問題，現有全球農產品貿易體系固然存在問題，但是問題本質仍然在于當前農業生產力水平沒有完全越過需求門檻。其原因在于改變現有的食物分配機制，例如增加發達國家援助義務，只是客觀上提高了全球貿易成本，弱化了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生產能力，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饑餓問題。顯然，強制改變市場分配方式只會導致更高成本的分配形式，但卻未必能促進公平。當前最可行的路徑仍然是從農業生產出發，繼續提高產出效率，使得人類農業生產盡早邁過生理需求門檻，實現“零饑餓”的目標。
食物分配機制仍然存在缺陷。在現有的農業生產基礎上，如果能實現“平均”分配，那么已經可以實現人類“零饑餓”的目標。2021年全球谷物產量約為28億噸，按照全球80億人計算，人均谷物占有量可以達到350公斤，更不用說還有數量龐大的其他農作物（例如根莖類）產出。問題在于，“平均”分配在當前的歷史階段是不可能發生的，其弊端也被過去的歷史所證實。對比不同分配方式，無論是市場機制、政策機制……至今并沒有完美解決錯配問題，只能說市場機制面臨的資源錯配更少一些，相對效率更高一些，但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不會發生錯配問題。
從人道主義角度，全球生物能源發展實際上是典型的資源錯配。2021年美國生物能源的玉米消耗量為1.3億噸，按照人均400公斤糧食為標準計算，可以解決約3.3億人的饑餓問題。正因如此，生物能源也飽受國際社會批評。辯證來看，這樣的錯配在客觀上提高了全球農業產出，如果沒有生物能源對玉米的消耗作用，玉米價格會長期低迷從而減少玉米產出。反倒是生物能源對玉米的消耗維持了玉米種植的必要收益，促使玉米種植效率得到提高，從而形成外溢效應。
除了商品市場的錯配之外，金融市場的錯配作用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甚至更為劇烈。如前所述，單邊投機操作增加了風險敞口，通過與商品市場的互動進一步惡化了農產品的分配。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在農產品價格上漲的背景下饑餓狀況會惡化，在農產品價格下跌的背景下農業生產狀態會惡化。不僅如此，國際市場現有監管機制難以完全消除“惡意”的市場投機。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金融市場，在不斷演化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效率與公平的矛盾，需要不斷進行調節。對于農產品和食物分配而言，國際市場現有的農產品市場機制不僅尚未達到理想化的分配狀況，有時甚至會通過惡化分配來實現收益最大化。但是，這并不妨礙市場機制在相對意義上仍然更具效率。
總體來看，無論是農業生產力水平，還是農產品分配機制，現階段都存在缺陷，這屬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對比歷史，現階段的農業生產和產品分配都表現出明顯的進步性，但是距離理想目標（例如“零饑餓”）仍有差距，對此，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例如大量的生活消費品無不隨著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最終達到消費飽和，與此同時配置也進入高效階段。
在理想條件下，如果人類食物生產能力遠遠超過生理需求，那么分配機制必然是足夠高效的。從歷史來看，越是農產品供應短缺的時期，越容易導致劫掠和激烈的社會動蕩。相對而言，現行條件下的農產品生產和分配表現為價格波動，有時波動還很大，但是配置效率較以往已經有了大幅提升。同樣也是因為現有的錯配存在，在客觀上刺激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未來農業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只要突破人類生理需求的瓶頸，配置效率也會同步提高，不僅可以表現為價格波動幅度的收縮，甚至可以通過政府定價來實現“穩定”配置。
基于底層邏輯的解釋框架
在現階段，確實存在因為配置問題導致的糧食危機，甚至人為“惡意”放大了糧食危機。對此需要客觀分析，憤怒的社會情緒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不妨通過逆向思維來考慮：消滅生物能源能否解決糧食危機？同理，消滅金融資本的投機行為能否解決糧食危機？消滅跨國糧商能否解決糧食危機？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盡管生物能源、金融資本、跨國糧商都在農產品市場的錯配中或多或少扮演負面角色，但在此之前，糧食安全狀況也并不樂觀。食物與人口數量一直處于動態平衡之中。當前食物對人口數量仍然有一定約束性，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但是對于相當數量的國家而言，已經越過了食物約束的門檻，已經讓人類看到了“零饑餓”曙光。
生物能源、金融資本、跨國糧商都生成于市場機制，其逐利存在本能性和正當性，但同時也對人類糧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解決類似市場惡意問題，并非簡單和機械地消滅市場和相關主體，而是要從機制出發。更好地理解現有的機制，才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農產品市場行為都圍繞供需展開，價格上漲會刺激生產、增加供給，同時也會抑制消費，從而使得農產品市場平衡，反之亦然。對傳統農業生產者和利益相關者而言，增產有可能獲利、也有可能受損，所謂“谷賤傷農”，減產亦然。在這樣的市場體系當中，一般的獲利機制是：增產情況下通過提高生產效率、流通效率，各主體獲得競爭性利潤；減產情況下則受惠于價格上漲，各主體獲得溢價分配。當前最集中的問題在于減產條件下導致農產品出現高溢價，剝奪了消費者福利，極端條件下有可能加重饑荒，同時在生產者、貿易者、資金提供者等主體之間又存在明顯的利益分配差異，從而引發廣泛批評。
沿著獲利機制思路，實際上在現有農產品市場中，存在兩個明顯分化的市場，一個是增產條件下的實體市場，交易對象是物理農產品及其相關信息等具體內容，主要交易邏輯是效率；另一個是減產條件下的虛體市場，交易對象是權益、信息等抽象內容，主要交易邏輯是稀缺。這兩個交易市場實際上高度關聯，在現實中可以同時對應商品市場和證券市場，但是在機制層面是嚴格互斥的。在增產背景下，供需相對寬松，主導市場機制是物理商品的效率邏輯，而減產條件下主導市場機制的則是稀缺邏輯。從經濟學的比較靜態視角出發，在增產背景下，同樣也存在稀缺邏輯，但是稀缺邏輯并不會從中受益；在稀缺背景下，效率邏輯亦不會受益。
對于“饑餓市場”的演化，直觀來說，在農產品實體市場之外存在一個虛體的“饑餓市場”，人類饑餓預期成為交易對象。當饑餓預期越高，生產和銷售“饑餓預期”的主體受益就會越大，其交易對手方本應是“饑餓預期”的信息消費者。在正常條件下，這個市場并非顯性市場，隨著農產品供應的充足穩定、市場信息的日趨透明，“饑餓市場”始終隱匿在實體市場之下，發揮的影響力并不顯著。但在特殊條件下，例如極端天氣、戰爭、公共衛生事件等因素對實體市場產生負面影響時，“饑餓市場”就變得興盛，最終外溢到實體市場，使得農產品消費者被動承擔“饑餓溢價”。
實際上，虛體“饑餓市場”交易的對象往往是戰爭、動亂、人口減少等負面信息或預期，在客觀上屬于更大范圍內化解風險的經濟實踐。只不過其中的信息容易被人為干預，即交易對象中包含了相當成分的虛假信息或不實信息，從而使得市場呈現出混亂局面。以美國農業部發布產量數據為例，2022年7月12日美國農業部發布的全球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較6月預測報告上調全球玉米產量。這種調整可以是技術性的，也可以是市場性的。這就意味著信息可以按需修飾，通過市場機制對交易形成誤導。
中國的應對之策
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力、優化農業生產關系。近年來，以“土地流轉+社會化”服務為代表的農業規模化生產，日益成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重要手段，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農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匹配與優化問題。從未來發展來看，在筑牢糧食安全的底線之后，應盡可能減少人為干預導致的資源錯配，顯然更高的價格和利潤空間會帶來種植結構的自發調整。實際上，統籌糧食安全與農業高質量發展是互生關系，其基本邏輯都是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不斷優化農業生產關系。
提高農業開放水平，促進農業國際合作雙向發展。一方面，可以考慮在增加對饑荒國家食物援助的同時，提高當地農業生產能力和生產水平，在整體上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降低饑餓。這一點也是中國過去幾十年對外援助的重要經驗，未來可以引入更多的商業機制，提升對外援助的效果。另一方面，進一步擴大農業對外開放，更多利用國內生產和市場優勢吸收海外種源、農業科技、農業投資。通過促進農業生產資源的雙向流動，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
增加信息透明度，在信息層面進行有效對沖。當前全球農產品市場當中，飽受詬病的是生物能源、跨國糧商、金融資本，其中以金融資本為甚。這里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利用公共權力或社會影響力來操控信息。例如美國農業部對預期產量的技術性調整，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市場預期與相關主體的獲益機會，這既不公平也不科學。在正常的經濟實踐中，尤其在實體市場中，對手交易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交易信息與實體偏差越來越小，對沖也正是基于信息充分下的自由風險決策。但是在虛體市場中，由于交易對象是“饑餓預期”，屬于一種感知和意識，相關信息具有遠期性和動態性，因此具備信息發布權的一方往往會在交易中心占據優勢地位，從而形成不公正交易。如果沒有形成有效的信息生產，則難以在信息層面進行有效對沖。在全球糧價高企的背景下，全球輿論廣泛關注糧食安全和最不發達國家饑荒。對此，可以嘗試增加糧食市場信息透明度，增加信息供給，通過信息層面的有效對沖，緩解全球饑荒焦慮。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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