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方式守護“最美國土”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呂忠梅
2025年9月12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將自然生態系統中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態空間，劃定為國家公園加以保護，彰顯了以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守護“最美國土”的鮮明態度。
該法確立“國家主導、央地協同、社會參與”的管理框架，建立統一監督管理體制，解決政出多門的問題，體現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立動態的、精細的分區管控制度，劃設核心保護區實行最嚴格的保護，一般控制區允許開展不損害生態系統的活動，實現“該管的堅決管住，該利用的合理利用”，體現治理方式的類型化。國家公園“全民公益性”不僅體現在設立免費開放日、開展自然生態教育上，更體現在授權地方立法和協同立法，既保證國家立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又尊重國家公園的差異性，為地方探索創新留下空間，體現治理手段的精準化。鼓勵社會力量、志愿者參與，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共治的新格局，著力將居民、企業、社會公眾從保護的“旁觀者”甚至“對立面”，轉化為“參與者”和“受益者”，尋求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最大公約數，推動實現從“人退境進”的被動保護，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動治理轉變。（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呂忠梅，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研究方向為環境資源法、經濟法。先后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起草、調研和論證工作；出版《環境法》《論公民環境權》《環境法新視野》等著作；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等科研項目近20項。
在守護與共享中發展國家公園生態旅游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地規劃研究中心教授 吳承照
國家公園生態旅游是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嵌入游憩系統、服務系統、管理系統，按照生態承載力、景觀適宜性、最小化干擾原則，將旅游的個體消費行為轉變為一個集保護、科研、教育、社區發展于一體的可持續過程，其目標是在社會共享中實現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健康、社區的長遠福祉和社會共同保護行動。
國家公園建設管理的首要任務，是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保護。高水平保護是動態、系統、科學的智慧保護，不是靜態的“看守”。需要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調動利益相關者積極主動保護，激勵全社區積極參與保護，實現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投入低產出高，社會滿意度高，社區收益好，生物多樣性豐富度增加。
國家公園生態旅游的有序推進與價值實現，離不開生態服務系統、綠色金融系統、社區同盟的共生協作系統、區域城鎮系統等多維度支撐體系的協同發力。隨著生態保護與游憩體驗需求的升級，國家公園生態旅游發展呈現出智能化、深度化、療愈化趨勢。對生態旅游的認識要正本清源，回歸本質，無論是游憩要素還是服務要素均以生態為本底。國家公園生態旅游發展需要定規立矩，界、度、規、治、法一個也不能少。國家公園生態保護與區域綠色發展是雙向賦能雙向引領的互動循環關系。（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吳承照，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地規劃研究中心教授。承擔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點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余項，完成各類規劃設計100余項，發表論文200余篇，著作18部，獲國家級規劃設計獎10余項，國家專利5項，國家及行業標準3項。
探索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智慧化實踐路徑
——北京林業大學工學院教授、生物多樣性智慧監測研究中心主任 張軍國
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中國路徑”，是一條以智慧監管為基礎、以制度創新為保障、以科技賦能為支撐、以社會共治為動力、以國際合作為紐帶的復合型發展道路。其關鍵目標，不僅在于守護自然，更在于以智能手段重塑人與自然的關系。未來的智慧國家公園，將成為生態文明的數字化樣本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實踐平臺，展現出以科技引領治理、以制度保障執行、以社會共治驅動的全新生態治理格局。
中國國家公園建設已從制度探索走向系統實踐，從行政管理走向智慧治理。其獨特價值不僅在于生態安全的鞏固，更在于以科技賦能、制度統籌與社會共治，推動生態文明體系的全面升級。智慧化監管的深化應用，使國家公園成為數字化生態治理的核心樣本，也為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生動樣本。中國國家公園將以更加完善的治理體系、更具創新性的智慧實踐和更開放的國際姿態，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格局中展現東方文明的生態智慧與制度自信。（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張軍國，北京林業大學工學院教授、生物多樣性智慧監測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人工智能與模式識別、物聯網技術及理論、機器人技術及理論等相關研究，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20余項、橫向課題多項，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論文50余篇，授權發明專利10余項。
“十五五”時期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的形勢與任務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賀立龍
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通盤考慮內外部風險挑戰、推進經濟布局調整優化作出的重大部署，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牢牢把握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主動權，以超前謀劃與實踐創新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歷史主動精神與科學思維，對新時代中國統籌發展和安全，推進強國建設和實現民族復興具有重大意義。我們要在理論上深化認識，把握方向，在工作中抓好貫徹落實。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時期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為改變國防資源和關鍵產業在沿海地區過度集中的局面，從國家戰略高度推進關鍵產業腹地化備份和重大生產力腹地化布局，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在更大戰略縱深空間的動態再平衡。需做好關鍵產業的腹地備份，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筑牢安全底線；推動重大生產力腹地化布局，暢通國內大循環，重塑發展動能；打造腹地開放型經濟體系，擴大高水平開放，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賀立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收入分配與共同富裕、金融與產業。在《經濟學動態》《政治經濟學評論》《管理世界》等期刊發表獨立或第一作者論文50余篇，有《企業社會成本問題研究》《商業銀行綠色信貸行為的經濟學分析》《精準扶貧的瞄準機制與施策效率：中國的證據及啟示》等學術專著。
統籌把握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幾組重要關系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李政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是“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作為“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充分體現黨中央對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壯大實體經濟的高度重視。
當前，各國競爭已不局限于單一產品、技術和產業，更多的是產業體系的競爭。作為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現代化產業體系關系大國興衰，關系區域發展優勢和地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政府科學規劃引導，企業積極作為，還需要相應的教育、科技、人才支撐，需要以用戶需求、消費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產學研用協同聯動。通過跨主體、全鏈條的深度協作，解決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的割裂問題，形成“需求—研發—轉化—升級”良性循環。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是要在堅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特別是先進制造業、建設制造強國基礎上，處理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政產學研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科技自立自強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合作等幾組重要關系，走協同發展的建設之路。（選自《國家治理》2025年第20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政，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國有經濟理論、創新經濟理論、企業理論、區域發展與東北振興。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著有《國有企業與現代產業體系》《創業型經濟：內在機理與發展策略》《企業成長的機理分析》等專著，編著、譯著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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