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大國經濟，我國的一個顯著優勢是能夠形成國內大循環，并以此支撐國際循環。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需一體化推進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擴大內需和建設強大國內大市場。突出強調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并非否定開放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內外聯動，特別是要實現對國際環境的主動塑造。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  國內大循環  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指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①是我國“十五五”期間的重大任務之一。這既是對黨的二十大精神和“十四五”規劃的延續，又有了新的內涵和要求。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依然是重點工作任務之一。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和任務要求，特別是發展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國內市場與內需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

立足于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最終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進一步凸顯國內市場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既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主動選擇，也是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應有之義。在此基礎上，一體化推進擴大內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建設強大國內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為我國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主動運籌國際空間、重塑外部環境，奠定堅實的能力基礎。

國際環境的不可預測性顯著提升

“十五五”時期，我國面臨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不確定難預料因素顯著增多。這是整個世界經濟底層邏輯深刻變化的必然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后，構成世界經濟整體的國別或地區，在目標取向和行為模式上呈現趨同，共同追求效率和增長，分工合作和政策協調都更容易展開。此后，我們所熟悉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才逐步形成，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以開放型市場為方向，整個世界經濟的運行機制逐步趨同。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轉折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減弱，經濟全球化指標顯著下降，全球價值鏈擴張放緩，國際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紅利縮小。世界經濟面臨一系列新問題，包括全球進程中的國內收入差距問題；全球化利益的國別分配問題；大國圍繞世界經濟中權力、控制力和影響力展開的競爭博弈；災害性事件沖擊下的經濟韌性和經濟安全；地緣政治競爭、摩擦和沖突中的安全和穩定問題。

美歐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化進程中收入分配矛盾的不斷累積與演變，對全球化的不滿和對抗力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多維度顯露出來。隨著不同經濟體力量對比關系的消長變化，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歐發達經濟體愈發關注國際規則和全球治理主導權的競爭，長期競爭優勢的培育，以及國際權力資源的爭奪。大國博弈、疫情沖擊和地緣政治矛盾的疊加，使得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觀念顯著強化，美歐發達經濟體不斷加大對世界經濟控制力的爭奪，以及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而展開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美歐發達經濟體不斷強化政府在國際競爭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其政府行為背后的非經濟邏輯顯著上升。

由此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從關注絕對收益轉向關注相對收益和力量對比。②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的思維開始體現在對外政策中。美國政府在特定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下的行為模式，蘊藏內在的不協調和不穩定，對國際間的分工合作以及政策協調難以形成穩定的價值判斷。基于美國的全球經濟地位，及其作為戰后國際多邊經貿秩序的倡導者和踐行者的角色，美國對外政策的易變性和不可預測性，導致國際政策環境的認知困難和不可預測性。這將是我國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需要面臨的國際政策環境。

不確定性是現實動態世界中的客觀存在。面對未來狀態或結果的未知性，可以利用歷史數據和概念模型進行量化分析和預測。一旦能夠賦予各種可能狀態或結果特定的概率分布，不確定性就成為經濟學理論中的風險。風險是可以定價的，進而可以進行分散、轉移和管理。金融市場上層出不窮的衍生工具，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風險。因此，對于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來說，風險不是真正的麻煩，主動承擔風險甚至是一種追逐高收益的手段。真正麻煩的是無法預測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出現什么狀態或結果？每種狀態或結果的發生概率是什么？基于歷史數據和理論模型都無法給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性世界變得難以預測和分析。

不可預測性在本質上意味著未來的可能演變超出了人們的認知和經驗范疇。極端狀態或災害性事件是否還是一種小概率分布？或者，是否還能被歸入“黑天鵝”現象？無論是微觀主體的消費、儲蓄、投資和研發等決策，還是政府的各種政策選擇，都是動態的選擇行為，都依賴于對未來的判斷或預期。如果所面對的環境是不可預測的，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微觀和宏觀決策行為都將面臨困難。

作為大國經濟，我國的一個顯著優勢是能夠形成國內大循環，并以此支撐國際循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國際環境不僅是不確定性增強，而且是各種難以預料的因素顯著增多。在不改變國際環境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期待高水平開放和拓展國際循環的成效。因此，一方面需要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穩住我國整個經濟的基本盤；另一方面需要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和重塑外部環境。

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提升國內大循環的動力和可靠性

在一個高度不確定難預測的環境中，需要找到一個能夠穩住經濟基本盤的基點。簡單地說，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回歸根本，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和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是說，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需要以內需、國內市場和國內大循環為著力點。

如何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這需要一體化推進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擴大內需和建設強大國內大市場。一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要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特別是要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三是不斷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夯實國內大循環的需求牽引力。四是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為實現供給和需求高水平動態平衡提供保障。

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短期宏觀經濟運行中供強需弱的矛盾，擴大內需是增強我國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戰略基點。擴大內需是重點，但是并不能籠統地說我國內需不足。在我國的總需求當中，投資需求并不低，明顯偏低的是居民消費需求占比。2024年，我國的投資率為40.6%，雖然較2011年的歷史高點下降了6個百分點，但是在國際橫向比較中依然明顯高于其他經濟體。2024年，最終消費占我國GDP的比重為56.6%，其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39.9%。相比于2010年的歷史低點34.6%提高了5個百分點左右。但是橫向比較看，世界平均水平在55%左右，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在59%左右。我國內需的問題，一方面是消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互動關系尚未形成。

“十五五”時期，我國需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首先，消費具有較強的慣性和持久性，提升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其次，消費需求的變動將促使企業調整生產，推動實現產業組織和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再次，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和消費結構升級能夠推動生產向縱深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產生持久的推動勢能。最后，消費的合理增長也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強調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弱化投資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優化投資方向和結構的重要性。消費增長依賴于高質量就業、高水平社會保障、新型城鎮化以及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供給，這些都是供給側問題。隨著我國發展方式轉向質量效益型、發展動力轉向創新驅動，不能仍將投資作為傳統的短期需求因素、傳統增長動能考慮，應該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大邏輯下，通過優化投資方向和結構，推動供給結構的優化。把優化產業投資結構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結合，從而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促進供給結構升級。

如何才能提振居民消費需求？這涉及三個維度：一是有沒有消費能力，也就是收入問題；二是有沒有消費意愿，也就是信心問題；三是有沒有適合消費需求的供給，也就是供給和消費需求之間的適配性的問題。對于大部分家庭，收入主要來自勞動報酬。勞動報酬的持續增長，依賴于通過投資創造更多的高質量就業崗位。為了完善社會保障和提升消費信心，需要增加教育、醫療、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資。通過調整投資結構來改變生產結構，增加高品質、個性化商品及優質服務的供給，提升供給體系對居民消費需求的適配性。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穩定性的提高，推進新型城鎮化，都有助于提高人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信心。所有這些方面都反映出投資對消費的重要影響。

由此，解決居民需求不足問題并不是簡單地回應需求側問題，而是要以惠民生和促消費為導向，統籌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將投資導向人的多維度需求、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發展以及創新和高質量增長，在民生改善和高質量增長之間，在宏觀經濟短期平衡和長期可持續增長之間，建立起良性互動和相互牽引。

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緊密結合，有助于破解居民消費增長困境。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不僅有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等影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的因素，而且還有投資結構和供給結構等既影響就業和收入、也影響供給種類的因素。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的結合，不僅能夠培育和增加新的人力資本，而且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激發創新潛力，夯實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統籌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互動，在本質上要求以美好生活為導向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實現有效匹配、動態平衡。不同的投資方向和結構導致不同的供給結構。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就是要把優化投資方向和結構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結合，從而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促進供給結構的動態變化。通過投資方向和結構的調整，推動國內供給結構更好地適應消費形態、消費方式、消費對象和消費目的的變化。

面對高度不確定難預測的外部環境，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把做強國內大循環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發揮我國在基本制度、市場規模、產業體系和人才資源上的綜合優勢，構建具有強勁內生動力和高度可靠性的國內大循環，以此夯實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盤，在不確定難預測的國際環境中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也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我國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能力，才能真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主動塑造國際環境

突出強調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的封閉模式。強調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并非否定開放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內外聯動，特別是要實現對國際環境的主動塑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上還不夠高，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還不夠強，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運用國際經貿規則的本領也不夠強，需要加快彌補。”③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④，并在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推動貿易創新發展、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等四個方面做出具體部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為我國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提供了有利條件。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不斷增強，則是我國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底氣和能力所在。在此基礎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就是我國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具體策略。

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又有著深刻的學理邏輯。產品國際分工的發展和全球價值鏈的形成，使得產品貿易、國際投資和服務之間的相互依存成為國際經貿交往的核心。隨著服務貿易和國際投資重要性的提高，特別是當服務貿易、國際投資以及人員流動等成為維系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的必要條件時，邊境內規則自然成為影響國際經貿交往的更重要的因素。⑤制度型開放本質上是從“邊境開放”逐步走向“邊境內開放”，在實現與高標準國際規則對接的過程中，爭取引領全球經貿規則的重構。

通過調整外資準入政策特別是服務業和數字領域的開放、完善國內投資和競爭政策以及規范國內市場秩序等，大力吸引高水平外資企業來華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增加高端產品和高品質服務的供給能力，而且通過競爭效應、示范效應以及與國內企業的直接合作，能夠顯著提升國內企業的供給能力和品質。綜合在一起，共同促進國內供給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推動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增加，從而提升國內供給體系對消費需求的適配性。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加大力度擴大進口，既滿足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又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國內市場的規模效應以及國內經濟可循環的優勢，以直接投資和跨境貿易等多樣化形式把國外企業引入我國的創新應用場景，不僅讓我國大市場成為全球大機遇，而且也能夠助力我國的創新發展。

在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過程中，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高質量吸引外資進入和拓展多元化進口創造統一、有序和高標準的制度環境。同時，加強國內各地區開放政策的統籌協調，避免政策碎片化，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對外開放格局。這不僅在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之間形成有機統一，而且真正能夠向世界呈現一個統一開放的國內大市場。由此構建向世界分享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機遇和穩定可持續增長紅利的制度基礎。

通過自主開放、貿易創新、服務業開放等，把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打造成全球共享的國際大市場，讓世界各國分享我國的市場紅利和增長機遇。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助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推動其本地產業、就業和收入的擴張。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推動貿易創新發展，拓展雙向投資空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既是中國之需、也是世界之盼。這一系列高水平開放舉措，共同指向當前世界經濟運行的痛點，即利益紛爭導致的矛盾和“零和博弈”思維。我國踐行的是，以自身開放促進共同開放，以利益分享和合作共贏引領國際經貿合作的深化，推動新型國際經貿規則的形成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真正體現我國在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從“跟跑者”向“領跑者”的角色轉變。由此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為我國與世界的發展，塑造一個穩定可預測的環境。

對于我國來說，“十五五”期間的高水平開放將被賦予更多的內涵和意義。不僅僅是統籌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種市場，更為重要的是以我國的高水平開放推動形成全球合作共贏的新局面，由此引領世界經濟底層邏輯的變化，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和重塑外部環境。這既是我國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

【注釋】

①《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②張宇燕、夏廣濤：《貿易、權力與福利：大國博弈的國際經濟政治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

③《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第149頁。

④《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社，2025年10月23日。

⑤于春海、雷達：《新地區主義與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協調》，《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4期。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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