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的技術變革，是“人類借助外部載體突破自身局限”這一古老主題的延續，其本質是“自我外在化”的深化。技術正推動人類存在形態從生物實體向人機融合體演變，認知模式從個體理性向分布式智能轉型，經濟體系向虛實融合生態重構。面對由此引發的倫理困境與治理挑戰，未來應建立基于“共生智慧”的文明新范式，在技術與人性的張力中尋求動態平衡。這要求我們在虛擬與現實、創新與規制、個體與整體之間保持必要張力，通過制度創新與教育轉型，引導技術演進服務于人類整體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人機交互 虛實結合 文明演進 共生智慧 技術哲學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4

【作者簡介】龔新奇，中國人民大學交叉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國家治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創新平臺主任、吳玉章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生物信息學和人工智能數學算法，主要論文有《人工智能＋：中國產業政策的范式革命與路徑創新》《邁向超學科未來：構建戰略性、迅捷性的知識生產新范式》等。

文明演進的回望：制度與技術的雙輪驅動

人類文明史，是一部制度創新與技術革命相互驅動的演進史。從部落聯盟到國家建制，從農業革命到智能時代，每一次重大變革，都重塑了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與發展軌跡。理解這一雙輪驅動機制，能夠為我們把握當下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技術的文明意義提供歷史坐標。

制度的演進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階梯式過程。人類最初以部落為單位組織起來，這種組織形式基于血緣關系和地緣鄰近，依靠口耳相傳的習俗和簡單的約定維系小范圍的合作。在這個階段，社會結構相對簡單，決策過程往往由部落長老或酋長主導。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和人口集聚，人類創造出最偉大的制度發明——國家。國家通過建立官僚系統、制定法律制度和構建稅收體系，實現更大范圍的社會動員與秩序維持。

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成為主導形態。民族國家為工業革命提供制度保障，也引發激烈的國際競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治理機制的萌芽，預示著人類正在探索超越民族國家的更高層次制度安排。這些全球治理機制在處理跨國事務、協調國際關系等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技術的范式性革命與制度創新相呼應，形成文明發展的重要維度。農業革命使人類從狩獵采集的漂泊，走向定居耕作的生產，這一轉變不僅創造了剩余產品，也為城市的出現和專門化的社會分工奠定基礎，更深刻地改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在長達數千年的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發展出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利灌溉系統和適應不同環境的耕作制度。這些技術進步支撐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文明的持續發展。

工業革命通過蒸汽機、電力等動力技術，極大地擴展人類的體力，催生工廠制度和城市化浪潮。工業革命不僅帶來生產力的飛躍，更深刻地改變社會結構、家庭關系和價值觀念。工廠制度的確立、鐵路網絡的鋪設、電報電話的發明，使得人類社會的聯系日益緊密，世界市場的形成加速了全球化進程。

信息技術的發展則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核心，使信息的處理與傳播突破時空限制，系統性地擴展人類的腦力。信息技術迭代演進，使得知識的生產、傳播和獲取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催生知識經濟和網絡社會的新形態。

習近平主席向國際人工智能與教育大會致賀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正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學習方式，推動人類社會迎來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時代。”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技術的迅猛發展，預示著未來社會將是一個智能擴展與存在形態多樣化的社會。人工智能、腦機接口、虛擬現實和數字孿生等技術，正在創造一個與現實世界深度互動的數字空間。這一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可能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技術革命，不僅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更重塑人類的認知模式和存在方式。

歷史告訴我們，當技術實現質的飛躍，制度框架也將隨之更新。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傳統的行會制度和重商主義政策，逐漸被自由市場經濟和專利制度所取代；隨著信息技術發展，知識產權制度、數據保護法規和互聯網治理機制也相繼建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沖突與創新，新的制度范式終將誕生，以適應并引導新技術的發展。當前，我們正處在制度調適的關鍵期，如何構建適應智能時代的新制度框架，是人類文明面臨的重要課題。

技術哲學的本質：人類局限的突破與自我的外在化

從哲學層面審視，技術從來不只是工具，更是人類意志的延伸，既是人類突破自身生物局限性的不懈努力，也是人類“自我外在化”（externalization of the self）的過程。這一過程貫穿人類文明發展的始終，呈現出從簡單到復雜、從具體到抽象、從局部到整體的演進特征。

體力的延伸，是人類技術發展的起點。從簡單的石器到復雜的機械，人類通過技術放大自身的體力，實現改造自然的目標。舊石器時代的砍砸器、刮削器，擴展人類雙手的能力；風車、水車等自然力利用裝置，進一步擴展人類的動力來源；工業革命時期的蒸汽機、內燃機，將化學能轉化為機械能，使人類獲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動力。這些技術的發展，本質上都是人類肌肉力量的擴展和替代。

感官的延伸，使人類能夠突破生物感知的局限。人類使用望遠鏡觀察天體運行，使用顯微鏡觀測微生物，現代傳感器技術更是將人類的感知能力擴展到紅外、紫外、超聲波等不可見領域。這些技術極大地豐富人類的經驗世界。

智力的延伸，是技術發展的最新階段。書寫系統的發明，是人類智力延伸的第一個重要突破。文字將語言和思想固化于體外，突破大腦記憶的局限和時空傳播的限制；印刷術的發明使知識的批量復制成為可能，大大加速知識的傳播和積累；計算機接管邏輯運算與信息存儲的任務，開啟智力延伸的新紀元。當前的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正是這一智力延伸進程的深化與質變。

認知的延伸，是未來技術的發展方向。腦機接口技術試圖打通神經信號與數字信號的壁壘，是認知過程直接的外在化。從早期的腦電圖技術，到現在的植入式電極陣列，腦機接口正在實現從信號讀取向雙向交互的跨越。數字孿生技術則為物理世界創建可計算、可操作的鏡像模型，是認知對象的外在化。在工業制造、城市管理、醫療健康等領域，數字孿生正在成為理解和優化復雜系統的重要工具。

虛實結合，本質是人類正在構建一個由代碼、算法和數據構成的，與物理世界平行且互動的數字生態。這個數字生態不僅映射著物理世界，更在不斷創造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體驗形式。虛擬現實技術創造沉浸式的數字環境；增強現實技術將數字信息疊加到物理世界；混合現實技術則實現物理世界與數字對象的實時交互。這些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的經驗領域從純粹的物理空間，擴展到物理數字混合空間。

技術的發展，是人類在生物性進化之外的另一條進化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不僅僅是人類使用的工具，更是構成人類存在方式的基本要素。人類通過技術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并在此過程中重新定義自我。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不僅在使用技術，更在與技術的互動中重塑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理解技術哲學的這一本質，對于我們把握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技術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存在形態的流變：從生物人到賽博格與數字存在

在技術與制度的互動中，人類的存在形態也在持續流變。人機交互技術正推動流變進入前所未有的加速期，其演進路徑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每個階段都深刻地重新定義“人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功能附著階段，是人類與技術結合最普遍且歷史最悠久的形態。這個階段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人類使用石器擴展手的能力，穿上衣物增強身體的防護能力，這時的“技術”作為明確的外部工具，旨在增強人類的特定功能。

進入20世紀，功能附著的形式更加精細和復雜。智能手機的出現標志著功能附著的集大成階段，這個掌上設備整合通信、計算、導航、娛樂等眾多功能，成為現代人難以分離的“外部器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長期的功能附著已經開始對人類的認知和行為模式產生影響。研究表明，依賴導航會導致人類空間認知能力的退化，搜索引擎的普及也正在改變人類的記憶方式。

結構融合階段，代表著技術與人類結合程度的質變。隨著植入式醫療設備、神經調控芯片和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技術開始與人體進行深度的結構性融合。這時，技術不再是純粹的外在工具，而成為支撐生命、增強能力的內在組成部分。賽博格（Cyborg，即有機體與機械體的混合體）從科幻走入現實。心臟起搏器，人工耳蝸等都是這個階段的典型例證。近年來，腦深部電刺激術用于治療帕金森病等神經系統疾病，顯示出技術對神經功能的直接調控能力。

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將結構融合推向分子層面。雖然目前基因編輯工具主要應用于疾病治療的研究，但其潛在的增強應用已經引發廣泛討論。生物體的存在形態從純粹的自然造物，轉向自然與人工的復合體。在這個階段，技術與生命的邊界變得模糊。

數字遷徙階段，代表著最具革命性的前景。數字遷徙階段的核心特征，是意識與載體的可分離性。通過高精度的腦機接口與意識建模，個體的意識模式、記憶與人格，有可能被部分或全部“上傳”或“映射”到數字載體中，形成一個“數字存在”。這個數字化的個體，既可以獨立在虛擬世界中體驗與交互，也可以遠程操控物理世界中的機器人身體。

當前的研究雖然距離完全的“意識上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已經顯示出這個方向的技術可能性。腦機接口技術正在從簡單的運動意圖識別，向更復雜的情感狀態和認知過程解碼擴展。在記憶研究領域，科學家已經能夠通過光遺傳技術，在小鼠腦中植入虛假記憶，這顯示出對生物記憶進行人工干預的可能性。在虛擬現實環境中，人們已經能夠通過虛擬化身進行社交互動，體驗到一定程度的存在感遷移。

人類可能突破生物壽命的極限和物理空間的束縛，實現一種基于信息的延續。這種可能性引發一系列深刻的哲學和倫理問題：數字存在是否具有與生物人同等的道德地位？意識的連續性問題如何界定？當多個副本同時存在時，個體的同一性如何保持？

上述演進路徑，標志著人的定義正在從一個封閉的生物范疇，轉向一個開放的、可重構的技術生物學復合范疇。每個階段的過渡都不是簡單替代，而是層次的疊加和形態的豐富。我們既在延續生物進化的古老傳統，也在開啟一個新的文明篇章。理解這種存在形態的流變，對于把握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構建適應未來社會的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認知模式的革命：從個體理性到分布式智能

存在形態的改變，必然伴隨認知模式的革新。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正在催生一種全新的認知范式——分布式智能（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場認知革命不僅改變著我們處理信息的方式，更在重塑知識的結構、權威的基礎以及智慧的本質。

認知過程的去中心化，是認知模式革命最顯著的特征。傳統的認知活動，往往被視為發生于個體顱腔內的封閉過程，即思維主體是一個自足的內在空間。然而，當代認知實踐已經遠遠超出這個空間。當我們向搜索引擎提問時，實則是將回憶的功能外包給服務器；當我們利用翻譯軟件溝通時，實則是將語言處理的任務委托給機器翻譯算法；當我們依賴導航軟件尋路時，實則是將空間推理的工作交給全球定位系統和路徑規劃程序。

我們的認知系統已經擴展為一個包含生物腦、交互界面和云端算法的耦合網絡。有學者指出，當外部工具與認知過程實現功能上的整合，并可靠地發揮作用時，這些工具就應該被視為心智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認知的邊界變得模糊且具有滲透性，形成一個生物技術混合系統。

認知權威的轉移，是認知模式革命中的深刻變化。當人工智能在診斷疾病、分析數據、預測趨勢等方面，展現出超越人類專家的能力時，認知的權威性正悄然從人類主體向算法系統轉移。醫療領域使用的人工智能影像診斷系統，已經可以準確檢測某些類型的癌癥；金融領域使用的算法交易系統，能夠以毫秒級的速度推算投資決策；法律領域使用的人工智能輔助判案系統，可以快速檢索海量判例，為法官提供決策參考。

這一轉變引發一個根本性問題：在人與人工智能的判斷產生分歧時，我們應以何者為最終決策依據？認知的可靠性基礎正經歷從人類的理性與經驗，向對復雜算法及其訓練數據的信任的部分轉移。然而，這種信任面臨著“黑箱問題”的挑戰，許多深度學習算法的決策過程難以解釋，給人類理解和評估其判斷的依據造成困難。同時，算法偏見問題日益凸顯，訓練數據中的社會偏見可能被算法放大和固化。

重估認知價值，是認知模式革命的必由之路。在新認知生態中，知識機械記憶與快速計算的價值顯著下降，而批判性思維（用以審視人工智能輸出的真偽與偏見）、整合能力（將碎片化信息整合為有機知識體系）和價值判斷（在復雜甚至沖突的信息中進行符合倫理的抉擇）的價值迅速上升。人類正從“認知的勞動者”，轉向“認知的管理者與導航者”。

由此，教育的目標需要相應調整。傳統的教育強調知識的傳授和記憶，而在分布式智能快速發展的當下，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提出關鍵問題的能力、評估信息質量的能力以及在復雜情境中作出明智決策的能力。概言之，應注重培育學生能夠與技術共生的新型文化素養。

認知模式革命還帶來認知不平等的新形式。能否有效利用分布式智能系統，將直接影響個體認知能力的發展水平，從而在不同人群之間形成“認知鴻溝”。這種差異化比傳統的“數字鴻溝”更為深刻，因為其直接關系到個體的思維能力和決策質量。確保認知技術的普惠性，防止認知能力的兩極分化，成為社會政策的重要課題。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分布式智能代表著人類認知演進的新階段。從個體認知到集體認知，再到人機混合的分布式認知，認知模式的每次變革都伴隨著文明形態的躍遷。理解并適應這一變革，不僅關乎個人的發展，更關系到整個文明的演進方向。我們需要建立新的認知倫理，從而既能夠充分利用分布式智能的優勢，又能夠有效維護人類的認知自主性和尊嚴。

經濟體系的重構：虛實融合經濟的誕生與挑戰

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技術，正在催生與物理經濟深度交織的虛實融合經濟，其核心特征體現在生產、交換與消費的全鏈條。這種新型經濟形態不僅改變價值創造和交換的方式，更重塑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行邏輯和結構特征。

生產要素的數字化與通證化，是虛實融合經濟的基礎性變革。在農業時代，土地是核心要素；在工業時代，資本與機器是關鍵；而在虛實融合經濟中，數據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數據不僅包括個人的行為數據、偏好數據，也包括機器運行數據、環境監測數據等。數據的收集、處理和分析能力，已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進一步，現實世界的資產（如房產、藝術品）乃至個人的信用、注意力，都可以通過區塊鏈等技術被“通證化”（Tokenization），轉化為可在虛擬世界中自由流通、分割的數字權益憑證。非同質化代幣（NFT）的興起是這一趨勢的典型體現。從數字藝術品到虛擬土地，從音樂版權到體育收藏品，各種形式的資產正在被代幣化。這極大地提升資產的流動性，降低交易成本，創造全新的價值形態。

然而，通證化也帶來新的風險和挑戰。由于市場波動性極大，投機色彩濃厚，數字資產的估值缺乏可靠的方法論支撐。智能合約的安全漏洞可能導致巨額資產損失，匿名交易則可能為懲治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造成困難。建立適應數字資產特性的監管框架，成為各國監管機構面臨的新課題。

生產模式的智能化與民主化，是虛實融合經濟的重要特征。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正逐步接管大量標準化的物質產品生產工作。從汽車制造的機器人流水線，到倉儲管理的自動化系統，從食品加工的智能控制，到農業生產的精準作業，物理商品的生產越來越依賴智能技術。這不僅提高生產效率，也改變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

而在虛擬內容創作領域，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工具的普及則大幅降低創作門檻，使得個人或小團隊也能生產出專業級別的文本、圖像、音樂與3D模型，這些工具正在重塑創意產業的面貌。生產模式從工業時代的大規模標準化，轉向智能時代的大規模個性化與民主化。

這種生產模式的變革也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挑戰。當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自主生成具有創意的作品時，其版權歸屬應該如何界定？訓練人工智能系統所使用的數據是否涉及版權侵權？這些問題需要法律體系的創新性回應。

消費的場景化與體驗化，是虛實融合經濟的顯著趨勢。經濟的重心持續從獲取商品向經歷體驗遷移。在虛擬世界中，消費者購買虛擬服飾、數字土地和獨特的社交體驗；在物理世界中，消費者通過增強現實（AR）技術進行沉浸式旅游、基于數字孿生進行個性化健康管理等，這些經歷體驗成為新的消費增長點。

虛擬商品市場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游戲產業中的虛擬人物皮膚、道具交易已經形成巨大市場，虛擬時尚產業開始興起，數字收藏品也受到部分群體的追捧。這些虛擬商品的價值，不再源于物理材料的稀缺性，而是源于其設計創意、文化意義和社交價值。消費的邏輯從使用價值轉向符號價值和體驗價值。

虛實融合經濟帶來新的挑戰。“數字鴻溝”可能進一步加劇，而那些無法接入數字網絡或缺乏數字技能的人群，可能被排除在新的經濟機會之外。虛擬資產泡沫的風險需要警惕，歷史上每一次資產形態的創新，往往伴隨著投機狂熱和市場回調。數據隱私保護變得更加復雜，在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數據利用與個人隱私保護成為重要課題。平臺壟斷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大型科技公司通過控制關鍵技術和平臺，可能獲得過度的市場權力。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構建新的經濟治理框架。這個框架應該具備促進創新、保護消費者權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以及確保經濟成果的普惠共享等特點。稅收制度需要適應數字經濟的特性，社會保障體系需要覆蓋新型就業形態，競爭政策需要關注數據壟斷和算法合謀等新問題。

虛實融合經濟的健康發展，不僅關系到經濟效率，更關系到社會公平和文明走向。我們需要在鼓勵創新和防范風險之間找到平衡點，構建一個既充滿活力又具有包容性的新型經濟生態。

社會結構的流變：社群、身份與權力的解構與重塑

技術重塑經濟基礎的同時，也在深刻地重構社會上層建筑，推動社會結構在多個層面發生流變。這種流變既帶來新的可能性，也引發深刻的挑戰，要求我們重新思考社會組織的原理和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社群的重構：從地緣到趣緣。社交媒體、在線游戲和虛擬世界的出現，使得基于共同興趣、價值觀或虛擬身份的數字社群迅速發展。這些社群打破傳統的地域限制，創造全新的社會聯結形式?；钴S的線上粉絲群圍繞特定的文化符號，形成強大的認同感和動員能力；開源軟件社區通過分布式協作，開發出復雜的軟件系統；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探索基于區塊鏈的新型組織形態，通過智能合約實現組織規則的自動執行。

這些數字社群能夠形成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經濟協作模式，其影響力有時甚至超越傳統的地緣社群。這些發展對基于地域的民族國家認同構成潛在挑戰，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多重社群身份，國家認同因而需要與其他的社群認同進行協調與共存。

數字社群的興起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效應”可能導致觀點的極端化和社會的撕裂，算法推薦在滿足個人偏好的同時，可能限制人們接觸復雜信息的渠道。網絡匿名性保護隱私，但也可能助長網絡暴力和虛假信息的傳播。如何構建健康的數字公共領域，促進不同社群之間的對話和理解，成為重要的社會課題。

身份的變化：從固定到流動。在虛實結合的世界中，個體可以擁有并管理多個數字身份。這些身份可以與現實身份關聯，也可以完全獨立，使用戶能夠在不同的虛擬場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網絡游戲中，玩家可以選擇不同的種族和職業；在社交媒體上，用戶可以精心打造個人形象；在虛擬現實中，人們可以通過虛擬化身進行互動。

身份從一個相對固定的、由出身和社會關系確定的標簽，轉變為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精心設計和動態表演的流動項目。這帶來空前的自我表達自由，使個體能夠探索不同的身份可能性，但也可能導致身份認同的碎片化與社會信任機制的弱化。

當人們可以在不同身份之間快速切換時，自我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面臨挑戰。身份欺詐和冒充的風險增加，基于穩定身份的社會信任機制則需要重新構建。數字身份的認證和管理成為重要的技術和社會問題，去中心化身份系統等新技術正在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路徑。

權力的轉移：從可見到隱形。社會權力正在從政府機構向掌控核心算法、數據流和虛擬空間規則的科技平臺轉移。這些平臺通過推薦算法塑造公眾議程，決定哪些信息被看見和傳播；通過設定交互規則影響社會行為，定義哪些行為被允許和鼓勵；通過管理虛擬資產行使某種“數字治權”，掌控虛擬經濟的運行規則。

這種由代碼執行的算法權力（algorithmic power）更為隱蔽、高效且跨越國界。與傳統的政治權力相比，算法權力缺乏明確的問責機制和民主監督。算法決策可能嵌入設計者的價值觀和偏見，但其運作過程往往不透明，難以審查和質疑。這對傳統的政治權威和民主問責構成深刻考驗。

應對算法權力的濫用問題要求我們發展新的制衡機制。這一機制的重要原則是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釋性，公眾有權了解影響其生活的算法如何運作。這一機制的必要監管工具是算法審計和影響評估，確保算法系統的公平性和問責性。同時，應重新界定數字平臺的責任和權力，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防止權力濫用。

社會結構的這些深刻變遷，要求我們的治理體系必須具備前所未有的適應性、包容性和全球視野。傳統基于地域的治理模式需要與功能性的治理機制互補，硬性的法律規制需要與柔性的技術標準和社區規范協同。個人需要發展新的素養和能力，以應對身份流動和算法權力的挑戰。應在承認差異和多樣性的基礎上，重新構建社會團結，找到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共同生活的方式。

倫理困境的突破：在延續與斷裂之間尋求新平衡

每一次重大的技術制度變革，都會引發倫理層面的深刻震蕩。人機交融與虛實互嵌，將人類帶入傳統倫理框架難以適用的領域，突破其核心困境，既不能固守僵化的傳統教條，也不能陷入技術決定論的盲目樂觀，而應在文明的延續與斷裂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與價值錨地。其核心困境體現在三個層面。

主體性模糊與責任歸屬難題。當決策由人機協同產生，記憶可云端備份，情感可被技術調制時，那個自主、統一、負責的現代性主體形象便開始瓦解。自動駕駛汽車的事故責任劃分是這一困境的典型例證。傳統的法律框架，建立在人類行為者具有自由意志和理性選擇能力的前提下，但在人機混合的決策系統中，這一前提面臨挑戰。

在一個分布式認知與行動系統中，“我”的邊界何在？如果一個人的決策依賴人工智能的分析建議，行動的自主性如何界定？如果記憶可以外部存儲和修改，個人的同一性如何保持？如果情感狀態可以通過神經技術調節，情感的真實性如何判斷？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能動性的歸屬。當前亟待在新主體性認知基礎上，構建法律責任與道德評價體系。

生物性分層與平等價值危機?；蚓庉?、神經增強等技術，使得生命本身成為可被精密設計和優化的對象。這可能造成的最嚴峻后果是生物性分層（biological stratification），即基于能否負擔增強技術，在不同群體之間出現由生物學能力差異形成的鴻溝。這種分層不同于歷史上的階級分化，其基于內在生物學能力的差異，可能更加固化和難以逾越。教育和社會政策或許能夠縮小社會經濟的差距，但很難彌補生物學能力的鴻溝。

這可能動搖“人人生而平等”這一現代社會的基石。當人類在記憶力、注意力、情緒控制甚至壽命等方面，出現生物學上的顯著差異時，平等權利和尊嚴的基礎將受到質疑。更深遠的是，增強技術的使用可能改變人類的物種特性，模糊人類“增強”與“變異”的界限。

虛實邊界模糊與存在意義迷失。當虛擬世界能提供比現實更豐富、更可控的感官體驗與社會滿足時，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現實退卻”。這引發關于真實價值的哲學危機：如果虛擬體驗足以滿足人的幾乎所有需求，那么物理體驗的艱辛與局限還有何意義？在虛擬世界中的成就和關系，其價值是否等同于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虛實邊界的模糊，可能導致普遍的存在性焦慮與價值虛無感。

確立虛實之間的健康關系，維護對物理現實和真實人際關系的承諾，成為重要的倫理課題。應對這些倫理困境，需要發展新的倫理框架和實踐智慧。這個框架應該能夠在尊重個人自主和防范技術風險之間找到平衡，在促進技術普惠和維護人類尊嚴之間建立協調，在擁抱虛擬創新和堅守現實價值之間保持張力。倫理學家們正在探索各種可能的路徑，從美德倫理學到責任倫理學，從價值敏感設計到參與式治理。這些探索的共識是，技術倫理問題不能僅靠專家解決，而需要全社會的廣泛討論和參與。技術的發展方向需要在民主審議中決定，而不僅僅是市場選擇或技術必然性的結果。

治理范式的轉型：從敏捷治理到全球協同

制度創新必須跟上技術變革的步伐，以應對技術帶來的挑戰。從工業革命時期勞工權益保護的滯后，到互聯網發展初期網絡犯罪立法的空白，歷史經驗表明，治理體系的適應性是決定技術社會影響的關鍵因素。當前，我們迫切需要推動治理范式的系統性轉型，以應對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技術帶來的復雜挑戰。

從靜態監管轉變為敏捷治理。傳統基于詳盡事前規則的“命令控制”型監管，在快速迭代的技術面前難以達到預期效果。這種監管模式假定監管者能夠預見所有可能的情況并制定相應規則，但在技術變革日新月異的今天，這種假定不再符合現實情況。

未來需要建立“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模式，其核心是采用“監管沙盒”等實驗性方法，在可控范圍內允許創新試錯。監管沙盒為創新產品和服務提供受限的測試環境，既鼓勵創新，又能夠及時發現和防范風險。與監管沙盒配套的是試點推廣機制，成功的創新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應用，而存在問題的創新則被限制或調整。

敏捷治理還要求建立動態、可適應的監管框架，根據技術發展與社會反饋持續調整規則。這需要監管機構具備更強的學習能力和響應速度，與產業界、學術界和公民社會建立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

注重數據主權與算法問責的制度設計。必須建立清晰的數據產權與流通規則，在促進數據利用的同時，捍衛個人隱私與集體安全。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為數據保護設立了高標準，但其執行中也暴露出合規成本高、創新可能受抑制等問題。未來需要在數據利用與保護之間找到更精細的平衡點，發展如數據信托等新型數據治理機制。

同時，應提升算法的可解釋性與透明度，并建立有效的算法問責機制。妥善使用算法影響評估、算法審計等技術工具，以確保“算法權力”被關在制度的籠子里。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公共部門算法使用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因為這類算法直接影響公民權利和公共服務供給。

強調全球性議題的協同治理。人機交互與虛實結合引發的諸多挑戰，如人工智能的軍事應用、虛擬經濟跨境監管、環境成本等，都是超越國界的全球性議題。因此，必須加強國際對話與合作，建立多邊治理機制，共同制定技術標準與倫理準則，避免惡性競爭與規則碎片化。

全球協同治理需要創新機制設計。傳統的政府間組織，需要與多利益相關方論壇、技術標準組織等新型治理機制互補。而“靈活聯盟”模式，允許有意愿的國家率先推進深度合作，為更廣泛的國際共識積累經驗。同時，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至關重要，能夠有效防范標準制定被少數國家或企業主導。

有效的治理不再是技術發展的外在約束，而是確保技術演進方向與人類整體福祉相一致的內在組成部分。治理體系轉型成功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能否把握技術變革的機遇，邁向更加公平、可持續和繁榮的未來。

教育體系的重塑：培養“人機共生”背景下的文明傳承者

為應對未來的挑戰，教育作為文明傳承與創新的核心機制，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范式革命。這場革命不僅關乎教育內容和方法的更新，更涉及教育理念、結構和評價體系的全方位重構，目標是培養能夠適應并引領人機共生的全面發展的人。

從知識灌輸到“智慧導航”能力的培養，是教育轉型的核心。當前，人工智能已經可以輕易獲取大量表層知識，教育的核心不再是記憶事實，而是培養批判性思維、復雜問題界定與價值判斷的能力。教育的重點，應是教會學生如何提出關鍵問題，如何在紛繁信息中辨別真偽，以及如何將人工智能的輸出，轉化為有益的行動與明智的決策。

項目式學習（PBL）在這方面顯示出獨特價值。項目式學習旨在讓學生面對真實世界的復雜問題，在探索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整合多學科知識，發展合作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技能，可以為教育轉型提供借鑒。

哲學思維和倫理推理，應該成為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技術快速變革的背景下，深刻的思維能力和堅實的價值判斷，能夠為學生提供可靠的導航工具。學生應學會思考技術的本質、發展的目的和美好生活的含義，這些終極問題在技術時代具有新的緊迫性。

強化“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特質，是教育轉型的關鍵維度。教育應更加注重培育好奇心、想象力、共情能力、倫理感知力、堅韌品格與團隊協作精神。這些深植于人類生物性與文化傳統中的特質，是人工智能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復現的，也是在人機共生生態中，人類價值與尊嚴的核心所在。

藝術教育和體育在這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音樂、繪畫、舞蹈等藝術形式培養感性和創造力；體育活動則塑造堅韌品格和團隊精神。這些領域的學習體驗具有情感性和具身性，是純認知訓練難以替代的。

社會情感學習（SEL）應該成為學校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系統性的課程和活動，能夠幫助學生發展自我認知、情緒管理、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這些能力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也關系到社會合作和團結的基礎。

構建基于數字孿生的個性化終身學習體系，是教育轉型的重要方向。數字孿生技術，可以為每個學習者創建持續進化的“數字學伴”。這個學伴能精準刻畫學習者的認知模式、知識結構與情感狀態，動態規劃最優學習路徑，提供實時的輔導與反饋，從而實現真正的個性化終身學習，支撐個體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持續成長與適應。

這種個性化學習系統能夠識別學生的學習風格和節奏，提供量身定制的學習材料和活動。一方面，能夠及時發現學習困難，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夠識別學生的興趣和潛能，提供拓展挑戰。這種精細化的支持有望大幅提升學習效率和教育公平。

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需要打破傳統教育的時空限制。“微證書”“數字徽章”等新型學習成果認證方式，使學習能夠更加靈活地貫穿個體的一生。企業大學、在線學習平臺、社區學習中心等多種學習場所的興起，能夠為終身學習提供更多基礎設施支持。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出能夠理解歷史、駕馭當下、塑造未來的，兼具人文溫度與科技素養的“完整的人”。這種人既能夠充分利用技術擴展自身能力，又能夠保持批判性和自主性；既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又堅守核心價值；既追求個人發展，又擔當社會責任。

教育轉型的成功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下一代能否在人與技術之間建立健康、創造性的關系，能否引領文明向著更加美好的方向發展。這不僅是教育界的責任，也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

文明未來的走向：在傳承與創新中邁向共生智慧

回望歷史，從部落到國家，從石器到人工智能，人類文明的航船始終在制度與技術的雙輪驅動下，穿越未知的海域。今天，我們正站在一個全新的文明岔路口，前方的道路復雜艱險，我們的選擇將決定文明的未來走向。

未來圖景呈現出顯著多樣性。我們可能走向一個技術寡頭統治下的數字封建社會，其中生物性分層固化，絕大多數人淪為“無用階級”。在這個圖景中，掌握核心技術和數據的少數精英通過算法治理和神經調控，實現對社會的絕對控制。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流動性停滯，個人自主性喪失，文化多樣性枯萎。

我們也可能滑向一個虛擬享樂主義的“溫柔陷阱”，在精致的數字幻境中消磨掉文明固有的進取精神。在這個圖景中，虛擬現實技術提供豐富和吸引人的體驗，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從物理世界的挑戰和局限中退出。這將導致文明的精神維度和探索動力逐漸衰竭，人們沉浸于舒適和自我滿足，失去超越和創造的意志。

我們也同樣有機會開創一個數字生態文明，通過將部分人類活動向資源消耗更低的虛擬空間遷移，實現與物理地球的和諧共生。在這個圖景中，技術被用于優化資源利用，減少環境足跡，增強生態恢復力。遠程辦公、虛擬會議、數字產品等替代高碳排的物理活動，為生態系統的修復創造空間。在此基礎上，人類可能邁向一個更注重內在體驗、宇宙探索與精神升華的意識文明，將文明的重心從物質擴張，轉向意識發展和智慧成長。

基于“共生智慧”的動態平衡是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關鍵。這種智慧要求我們在多個維度上建立和維持創造性張力。在技術與人文之間，既要擁抱技術的巨大潛力，又要堅守人的主體性與價值尊嚴，確保技術始終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這意味著技術的發展應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的能動性，豐富而非貧瘠人類的生活經驗。技術倫理應該成為技術研發的內在維度，而非外部約束。

在虛擬與現實之間，鼓勵虛擬空間的創新與探索，但同時牢牢錨定物理現實作為人類存在與價值的最終基石，防止文明的“脫實向虛”。我們應培養在虛實世界之間自如切換和平衡生活的能力，維護對物理身體、自然環境和真實關系的承諾。

在創新與規制之間，營造鼓勵技術創新的寬松環境，同時建立敏捷而有效的倫理與法律框架，以“負責任創新”引導科技向善。規制不應該扼殺創新，而應為其設定方向和邊界，確保技術創新與社會價值相協調。

在個體與整體之間，在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同時，強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地球“生命之網”的責任擔當。個人發展的追求需要考慮對他人和后代的影響，局部利益的追求需要顧及整體系統的健康。

共生智慧的培育需要多方努力。教育體系需要培養系統思維、跨文化理解和倫理判斷能力；治理機制需要增強包容性、適應性和全球協調；文化領域需要促進對話、理解和意義探索。

歸根結底，人機交互、虛實結合的未來之道，并非一條預設的坦途，而是一個需要一代代人基于歷史的智慧、當下的勇氣與對未來的責任，去持續探尋、不斷修正的動態平衡過程。這既是挑戰，也是這個時代賦予人類的偉大使命。在技術快速變革的當下，我們唯有以智慧明辨方向，以仁愛關懷生命，以勇氣面對挑戰，方能在人機之間、虛實之際，找到文明持續繁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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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Gong Xinqi

Abstract: Current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represent a continuation of the ancient theme of humans overcoming their limitations through external carriers, with its essence being the deepening of "self-externalization." Technology is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human existence from biological entities to human-machine hybrids, transforming cognitive models from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o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and restructuring economic systems into virtual-real integrated ecosystems. Confronted with the resulting ethical dilemmas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e path forward l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civilizational paradigm based on "symbiotic wisdom," seeking dynamic equilibrium within the tens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nature. This requires maintaining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ion,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guiding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o serve the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virtual-real integration, civilization evolution, symbiotic wisdo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