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程師是深度影響生產力的關鍵力量，是發明和創新的核心力量，是創新主體企業的重要構成，是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工程師精神的內涵是創新、協作、嚴謹、擔當、造福人類。工程師精神深深植根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是工程師回應社會需求、推動工程創新的內在動力。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離不開一支高質量工程師隊伍的有力支撐。大力弘揚工程師精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時代發展的強烈呼喚。未來，我國的工程師隊伍建設將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必將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增進人類福祉的進程中不斷取得新進展和新成就。

【關鍵詞】工程師 創新 產業發展 工程師精神

【中圖分類號】F125/F114.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8

【作者簡介】傅志寰，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研究方向為鐵路運輸和綜合交通，主要著作有《中國鐵路改革發展探索與實踐》、《大城大道：中國超特大城市發展規模及結構戰略研究》（主編）、《交通強國戰略研究》（主編）、《傅志寰文集（2005-2020）》等。李伯聰，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工程哲學、工程社會學、工程史、中醫史，主要著作有《扁鵲和扁鵲學派研究》、《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工程社會學導論：工程共同體研究》（合著）、《中國近現代工程史綱》（合著）等。

工程師的起源和發展

在古代漢語中，雖然“工程”這個詞語出現得很早，但沒有出現“工程師”這個詞語。漢語中的“工程師”，是洋務運動后才出現的、源于外語的漢語新詞。如果從功能角度理解和定義工程師，即從事工程設計和工程活動計劃等工作的人，那么可以說，古代社會甚至原始社會，就已經有“工程師”存在。

人們更有理由從社會分工的歷史進程，以及工程共同體群體結構發展的角度，理解和定義工程師。在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前的手工業作坊制度中，工匠需要同時承擔手工業產品的投資、設計、生產、銷售等功能。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現代工廠制度形成。在工廠制度中，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出現“資本家”（投資者、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現代工人”（生產操作者）和“現代工程師”（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生產計劃管理者）等不同的職能分工。一方面，三者有密切聯系，這種密切聯系集中而突出地表現為，在開設工廠以及生產經營中，投資者、工程師和工人這幾種人群“一個類型也不能少”；另一方面，三者又有職能分工，相互之間形成既有合作又有摩擦的復雜關系。按照這種理解和定義，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才有制度化、職業化的（現代）工程師。[1]

由于工人、工程師、資本家（投資者）有不同的職能分工、價值追求和利益關切，三者因此各自建立和形成職業團體——工人的“工會”，工程師的“工程師學會”，以及資本家的“雇主協會”。

馬克思強調：“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2]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來說，分工既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又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發展的條件。

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社會分工領域的一個重大變化，即原先的手工業工匠階層分化為資本家、企業家、工程師、現代工人。而在20世紀的生產發展中，工程師階層又進一步分化為研發工程師、設計工程師（又稱“設計師”）、管理工程師、生產工程師、運維工程師、監理工程師、銷售工程師等不同的崗位。

在認識和分析工程師的職能特征和角色定位時，一方面，需要注意在工程共同體內部，也就是在企業角色結構和功能中，工程師與工人、資本家、企業家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職能分工；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在工程共同體外部（全社會角色結構和功能中），工程師與科學家、政治家、律師、學校教師等也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職業特征。

對工程師的社會認知亟待重塑

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工程師的人數越來越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雖然工程師是一個獨立且重要的職業類型，但出于多種原因，工程師未能像教師、律師、科學家、工人一樣，在學術領域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特別關注的“學術研究對象”。應該強調，由于工程師在職業崗位和活動中，一方面作為“領工資的雇員”從而與工人有共同之處，另一方面，由于在工作職責和技術上處于對工人進行“管理”的位置，從而與工人存在區別，這種矛盾狀況使得工程師群體自身在“角色自覺和職業自覺”上出現某些認識模糊、進退失據的狀況。

雖然有些人常常把科學家和工程師混為一談，但無論從理論還是政策研究角度，都必須明確認識到，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現代社會中是兩種職能不同的社會角色。空氣動力學家、航天工程專家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指出：“科學家發現已經存在的世界，工程師創造從未存在過的世界。”[3]這不但深刻認識并高度評價科學家與工程師的社會職能、貢獻和意義，而且指出二者是職能和任務都有根本區別的兩類不同的社會角色。

在社會發展的現實進程中，工程師的作用和重要性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要解決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全球性嚴峻問題，如環境、氣候、貧困和可持續發展等，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工程師。[4]在現代高技術企業中，甚至可能出現員工大多數都是工程師的情況。但由于多種原因，現實中工程師的重要作用未能得到足夠的評價與肯定，工程師的社會評價和社會聲譽“偏低”。這種現象和情況無論是在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中國都廣泛存在。[5]

當前，我國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科學輕技術的傾向，工程師群體地位有待提升。從招生與就業狀況可見一斑，學生報考工科意愿下降，工科畢業生從事本專業的意愿下降。有調研發現，一些傳統院校的工科院系，面臨第一志愿報考人數顯著低于錄取計劃人數的尷尬局面，在就業意愿選擇中，甚至出現“逃離工科”“遠離工廠”的趨勢。[6]這些狀況亟待引起重視。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7]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8]“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意味著當前已經出現新情況和新形勢，發展將面臨新問題和新任務，這就要求我們有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分析框架，新的戰略思維與策略思路。在社會認知方面，根據新時代的形勢和任務，全社會應對工程師的性質、特征和功能進行再認識。

工程師在現代社會的重要角色與作用

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力量。工程師是主要在生產力領域工作的群體。通常認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三要素。在農業社會中，農民是最重要的勞動者；而工業社會，工人和工程師作為“雇員”，成為最重要的勞動者。如果說在工廠制度的初期，工人在現代生產中還在發揮比較大的“工藝創新”作用，那么在福特制發展之后，工程師就已完全掌握現代工程產品的技術主導權。隨著工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工人的數量（這里主要指工人在“總體勞動者”中的比例）出現下降趨勢，而工程師的數量（即工程師在“總體勞動者”中的比例）則不斷增加。目前，對于我國工程師的數量還沒有一個很準確的統計結果，一個可供參考的數字是4200萬，[9]主要工作在國有和民營的大、中、小企業中。

所謂勞動資料，就是生產的基礎設施、各種機器和生產工具。勞動資料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與工人和工程師的作用是密切聯系的。工人是機器和工具的“操作者”，而工程師是各種基礎設施、機器、工具的設計者，是對不同崗位工人的生產操作活動進行技術協調、技術管理和技術指揮的人。現代生產力發展中，不但需要重視工人和勞動資料的相互關系，而且需要更加重視工程師與勞動資料的相互關系。

現代生產活動中，機器等勞動資料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工程師和勞動資料的關系表現為，勞動資料的設計來自工程師，勞動資料的使用也要依靠工程師。廣泛使用機器后，技術協調、管理和統籌越來越復雜，可以說，沒有工程師，就不可能進行具體、直接的生產活動。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勞動對象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展。以礦產和礦業為例，古代只能開采“淺層”礦產，而現代礦業可以開采地下數千米復雜地質情況中的金礦、石油、稀有礦藏。古人不能利用的空氣中的氮氣，在現代化工中卻成為高溫高壓下合成氨的原料（即成為勞動對象）。正是由于工程師的貢獻和力量，人類勞動對象的范圍才有古人不可想象的空前擴展。

當前，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這既是數據時代的動因，又是數據時代的表現。現代社會和現代生產中的數據是“數據采集”的結果，同時，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條件和意義都依賴于“數據加工”，而數據采集、數據傳輸、數據加工，則有賴于工程師的能力和工作。

綜上，工程師是全面滲透在生產力要素中的骨干力量。在我國當前新質生產力發展中，應進一步深入認識和分析工程師的關鍵作用。工程師是推動國家工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工程師群體的能力素質與專業水平，不僅對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具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更關系到民生福祉的持續增進，并深刻作用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國家綜合國力提升，進而影響全球競爭格局的演變和重塑。

發明和創新的核心力量。許多人習慣把科學和技術連稱。不可否認，科學和技術存在密切的聯系，但密切聯系并不等于可以混為一談。科學的核心職能和內容是科學發現，而技術的核心職能和內容是技術發明。

有了技術發明后，如果要使其得到社會和市場接受，往往還需要經過一個困難而復雜的轉化過程，也就是技術發明的工程化和市場化過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個過程的重要性和深刻意義為人們所忽視，許多人將其看成一個“邏輯演繹”和“線性放大”的過程。直到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出版后，人們才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個困難、曲折、復雜的“創新”過程。

如果說“發明”主要是一個技術領域的概念，那么，“創新”則主要是一個經濟社會領域的概念。“創新”的首要含義就是發明的首次商業化應用，讓“發明”成果走向市場，接受市場考驗。有學者指出，人們經常混淆“創新”和“發明”這兩個概念，實際上，后者只是使一個好的創意變成廣泛有效的實際應用這個漫長過程的第一步。一位優秀的發明家，并不能保證他的發明能夠獲得商業成功。[10]事實上，生產一個單件商品，與大批量、穩定地生產消費者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完全是兩碼事。[11]

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存在著“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2]技術發明走向企業創新的過程，即技術發明的“工程化”“商品化”“市場化”過程，也要經歷“經濟社會驚險跳躍”的“生死考驗”，有人將其形象地稱為“死亡之谷”的考驗。在技術發明的過程中，作為發明家的工程師發揮核心作用；在創新過程中，企業家發揮“領導者”“決策者”的作用，工程師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前文已經指出，科學家的核心任務和職能是進行科學發現，而工程師的核心任務和職能是進行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是兩類性質不同的社會活動；科學家和工程師也是兩類不同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職業。然而當人們提及重大發明和創新的成果，往往將發明家、創新者稱為“科學家”，可見輿論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形象的認知，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

創新不是憑空而來的。新生事物的創新過程，要經歷“誕生”“孕育”“孵化”，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艱難、復雜的研究和開發。值得注意的是，在談到“研究”這個詞時，許多人可能都會將其理解為科學研究，但從現實情況看，其實際內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科學理論導向的研究，而是技術開發、產品與工藝的研究，是由研發工程師進行的、面向工程和服務于工程實踐目的的研究活動，其核心任務和成果不是科學發現，而是可以帶來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的發明和創新成果。

雖然近現代生產力實現了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西方經濟學理論也成果卓然，但主流西方經濟學家大都將“經濟均衡”視為經濟活動的核心范式，不僅忽視技術要素的動態演變，更未充分重視能夠打破既有“均衡”的技術進步，及其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直到熊彼特“反傳統”地提出創新理論，將作為“創造性破壞”的創新活動和創新過程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概念，經濟學領域才越來越關注技術要素和技術變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傳統經濟學只關注資本和勞動投入帶來的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忽視技術進步的作用。經濟學家羅伯特·默頓·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57年提出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概念，用來衡量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可以看出，在經濟學家最初的認識中，盡管承認技術進步會帶來經濟增長，但仍認為資本和勞動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力量，技術進步的力量不會太大，所以經濟學家采用“剩余”這個術語來表示技術進步的微小影響。

然而，經濟學家運用計量方法進行研究的結果顯示，多數情況下，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產出的影響可以稱得上是“主要原因”，而不是“微小數量”的“剩余”原因。當前，索洛剩余已經成為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重要指標：索洛剩余的大小可以表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大小。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技術進步正在對經濟增長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工程師無疑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核心力量。

由此，經濟學理論體系也逐步發生轉變，更加關注經濟活動中的“技術要素”與“創新要素”，甚至形成“技術創新經濟學”這個新的研究領域。

創新主體企業的重要構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特別是20世紀以來，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速度越來越快。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許多技術發明主要依賴工匠的生產經驗，如凱伊的飛梭和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紡織機，那么，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在電機和內燃機等現代機器的發明中，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武裝起來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則成為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主力軍。

在談到人類有目的的工程活動和動物的本能活動的根本區別時，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13]這說明人類的工程和生產活動不是對已有的物品的感知過程，而是要先有發明和設計的知識，然后再據以生產的過程。那么，關于產品設計的知識從何得來、如何產生？

以往談到知識的進步，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科學家”。然而，當人們在歷次工業革命浪潮中，接受“新產品”（汽車、飛機、拖拉機、電話、電視機、化纖、塑料、計算機、手機、互聯網，等等）帶來的技術新知識沖擊時，人們逐漸認識到，涉及新技術、新產品、新機器、新場景、新用途、新手法的知識，是由工程師和企業創造出來的。

在以往認識中，人們主要認為企業是“生產單位”和“生產主體”，科學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是“科學研究單位”和“創造知識的主體”。但值得注意的是，人類的“知識整體”包括不同的類型：（自然）科學知識（特別是基礎科學知識）、創新知識（特別是技術創新知識）、政治知識、法律知識，等等。不同類型的知識有不同的創造主體。在熊彼特之后，經濟學家對創新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其中一項重要的進展，即工程界和理論界普遍承認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發揮重要作用。

在創新過程中，獲取創新的知識是先導性的。愛迪生是偉大的發明家，獲得專利的發明高達1328種，其中許多專利都進行了工程化、產業化，產生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影響。然而這并非個人成果，而是其投資兩萬美元創立的研發機構“愛迪生實驗研究所”的集體研發成果。該研究所設有實驗室、加工車間、器材庫和圖書館，組建了包含200名專業不同的科學家、[14]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團隊，按照統一研究計劃開展系統性研發。在愛迪生實驗研究所存續的34年間，平均每10天產生一項成果，該機構被認定為世界首個工業實驗研究所，美國化學學會更是將其認定為國家歷史化學地標，該機構后來成為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旗下研究所之一。此后，企業的研發機構越來越多。

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而是需要在“初次創新”的基礎上不斷“迭代”。如果沒有迭代的過程，“初次創新”將難免“夭折”的命運。因此，創新的競爭不但是“初次創新”的競爭，更是“創新迭代”的競爭。企業的研發機構往往是創新競爭的先鋒力量。20世紀以來，企業的研發機構蓬勃發展。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達到3.6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而研發投入中超過77%來自企業。[15]在民營企業領域，我國“民營企業500強”營收總額43.05萬億元，研發經費投入達到1.13萬億元，研發人員達到115.17萬人。[16]

目前，工程界和學術界已經深刻認識到，創新，特別是工程創新，其基本主體是制度化的企業，而企業之所以能夠成為創新主體，關鍵原因就在于工程師發揮的先鋒與骨干作用。

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相同類型的企業構成一個個行業（產業）。在生產力發展的進程中，產業結構不斷演化，不斷有新的行業形成，逐步達到鼎盛期，也有某些產業衰退乃至消亡。從工程哲學角度看，可以把傳統產業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落后產業，即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處于下降階段，逐漸衰落乃至被淘汰的產業。如蒸汽機制造業。對于這類產業，如何讓其“合理退役”是具有挑戰的。

第二類是支柱產業，即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產業規模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份額，并起著支撐作用的產業或產業群。從產業歷史演變和發展過程看，當前的支柱產業，在發展初期都曾經是產業史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并逐步發展壯大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需要強調的是，支柱產業必然是研發投入最大且仍在不斷創新的產業。

第三類是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非支柱產業，如紡織行業。此類產業相應的社會需求持續存在，但這不意味著不需要創新。考察紡織業的歷史發展，不但可以看出現代紡織業和古代紡織業的巨大差異，即使從二三十年的時間區間看，現代紡織業也存在較為明顯的“面貌更新”。如果從“細分行業”看，其推陳出新更為顯著。以紡織品的原料為例，古代紡織和服裝原料主要是麻、蠶絲、羊毛等，后來發展到棉花、羊絨、羊毛、化學纖維、羽毛羽絨等。如果說化纖原料的出現，曾使人們為其能夠替代棉花而驚訝莫名，那么，當前的“化纖原料更新”對人們的“沖擊力”則顯著降低，但不能由此否認當前的“化纖原料更新”仍然屬于創新。

如果說古代紡織業創新主要依靠工匠，那么，現代紡織業創新的中堅力量就是工程師，這種狀況在紡織原料、紡織機械制造等細分行業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生產力發展進程中，不斷有新的行業形成，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引人矚目。從產業生命周期維度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則是指隨新科技成果應用出現的，代表先進技術發展方向，具有廣闊的市場需求，能夠實現引領帶動、產業替代、經濟效益等作用，終將成為附加值高、回報率高、成長性高且對國家具有主導性、支柱性、戰略性的產業群體。[17]在我國當前的產業結構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航空航天及海洋裝備產業都是當前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是指當前處于孕育孵化階段的新興產業，隨產業的演化發展進程，其有可能繼續發展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再進一步，則可能發展為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在不同時期，其未來產業的具體所指是完全不同的。就當前而言，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領域都是未來產業。[18]

工程師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先鋒，特別是對于產業細分維度而言（如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航空航天及海洋裝備產業、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如果沒有特定的產業細分領域的工程師，則該產業細分領域難以落地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如果沒有該細分領域（研發）工程師的先鋒性、先導性創新活動，該細分產業就難以形成、發展。

大力弘揚工程師精神

工程師精神是工程師職業和工程師工作的靈魂。工程師精神內涵豐富，特征鮮明，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創新。創新是工程發展的根本驅動力。工程的本質是“造物”與“用物”的融合，而創新正是突破制造瓶頸、拓展應用范圍的關鍵。工程史上的每一次飛躍，都離不開工程師在技術、方法、理念上的創新。不斷創新、追求卓越，是工程師的核心使命。

協作。協作是現代工程的必然要求。工程是集體的事業。現代工程早已超越單一技術范疇，成為融設計、施工、管理、運維于一體，跨技術、經濟、社會、環境等多領域的復雜系統。協作的緊密程度直接關乎工程質量與效率，甚至成為工程成敗的關鍵。

嚴謹。嚴謹是工程活動的基石。工程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結合，嚴謹既體現對科學規律的尊重，對技術標準和規范的遵從，也包含對實踐細節的敬畏。在任何行業、任何項目的工程中，都必須堅持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細微偏差、疏忽懈怠都有可能引發嚴重后果。唯有全方位全過程嚴謹，才能確保工程質量與安全。

擔當。工程師必須有崇高的使命擔當和嚴肅的責任擔當。工程不僅關乎技術實現，更承載著對社會、環境和未來的責任。工程師須時刻謹記職業與倫理責任，毫不松懈。工程師的使命擔當和責任擔當是工程得以成功的根本條件和保障之一。

造福人類。造福人類是工程的終極使命。工程的價值，應以是否增進人類福祉為根本標準——不僅看短期效益，更需關注長遠影響。一切工程都應以“是否真正服務于人、促進社會發展”為評判標準。背離這一宗旨，工程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創新突破困境，協作凝聚力量，嚴謹夯實基礎，擔當守護底線，四者統一于造福人類這一最高目標，共同構成工程師精神。正是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成為工程活動的靈魂，成為推動工程創新、演化與發展的強大動力。

工程師精神和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既有密切聯系，又有顯著區別。在工程創新和工程發展中，工程師精神和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相互融合。

工程師精神不是空洞的口號，也不是僵化的教條，其深深植根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是工程師回應社會需求、推動工程創新的內在動力。無論是突破關鍵技術瓶頸的現實壓力，還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抑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都迫切需要工程界乃至全社會共同弘揚工程師精神，應對全球挑戰，共創美好未來。

大力弘揚工程師精神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時代發展的強烈呼喚。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我國的工程師隊伍建設將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在弘揚工程師精神的倡議下，我國工程師必將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增進人類福祉的進程中不斷取得新進展和新成就。

（本文系中國工程院戰略研究與咨詢重點項目“工程師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5-XZ-128）

注釋

[1]英國的約翰·斯米頓（John Smeadon，1724～1792）是第一個自稱為civil engineer的人，此處可直譯為民用工程師，但通常被譯為土木工程師。

[2]《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頁。

[3]L. L. Bucciarelli, Engineering Philosophy, Amsterdam: Delft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4][6]《如何建強新時代卓越工程師隊伍——我國工程師隊伍開發現狀調研及思考》，《光明日報》，2024年11月14日，第7版。

[5]S. Beder, The New Engineer: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South Yarra: MacMili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1998, p. XIII.

[7]《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摘登》，《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第1版。

[8]《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9]《中國工程師聯合體成立》，《人民日報》，2021年3月19日，第6版。

[10]玫·笛德等：《創新管理：技術變革，市場變革和組織變革的整合》，王躍紅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44頁。

[11]大衛·史密斯：《創新》，秦一瓊等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頁。

[12][13]《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4、202頁。

[14]這里的科學家的任務不是從事科學發現研究，而是服務于技術發明的工作。

[15]《“十四五”高質量發展答卷｜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3.6萬億元 全球第二》，2025年7月14日，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50714/t20250714_527260864.shtml。

[16]《民營企業500強 含“新”量越來越高（經濟聚焦）》，《人民日報》，2025年8月29日，第10版。

[17]郗胡平：《未來產業布局：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路徑選擇》，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4年，第2～4頁。

[18]黃先海等著：《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機制、路徑與政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8頁。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Contemporary Engineers

Fu Zhihuan Li Bocong

Abstract: Engineers represent a pivotal forc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productivity, central to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They ar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enterprises—the primary agents of innovation—and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industrial advancement.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which encompasses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rigor,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o human welfar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trajec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engineers to address societal needs and driv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Amid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lies critically on a high-caliber engineering workforce.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is not only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socioeconomic progress but also a compelling call of our times. In the years ahea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gineering talent is poised to enter a new phase, making sustained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hancing human well-being.

Keywords: engineer, innov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pirit of engineers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